《黄冈文史》编委会

　　主 任： 李儒志 黄良章 张友启 万亚平

　　宋兰萍 肖红娟 詹汉彬 余 觅

　　编 委：吴佑元 孙振佳 张咏秋 凌建军

　　颜宏启 童春珍 余 赤 张龙飞

　　王继波 易旭光 陈敦学 刘德才

　　黄爱平 周清良 汤焱春 李 韧

　　李汉平 曹 慧 严万军

　　主 编：吴佑元

　　执行主编：孙振佳 张咏秋

　　副主编：凌建军

　　编 审：史智鹏

　　特约编辑：童志清 高 铁 何周国 屈苇滨

　　朱 红 冯 俊 徐西康 王本忠

　　余宏基 熊锦华 石志军 徐彩云

　　编 辑 说 明

　　一、本期《黄冈文史》总第十五辑，也是本届政协文史委开卷之作。

　　二、本期《黄冈文史》力求遵循政协文史资料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原则。涉及的人和事必须真实可靠，不作虚构和艺术加工，稿件文责自负。

　　三、本期《黄冈文史》旨在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功能，记载了黄冈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历史进程和状况，为黄冈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服务。

　　四、本期《黄冈文史》设立经济纵横、知青岁月、社会见闻、文革史话、史海拾贝、寻根问祖、风物民俗、趣闻轶事八个栏目。

　　五、本期稿件来源。一是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提供;二是各县市区政协文史委提供;三是社会各界文史爱好者提供。对已提供的稿件而本辑未采用的，以后根据《黄冈文史》栏目设置情况陆续采用。

　　六、为加强市政协文史资料征编工作，市政协特聘万学华、王琳祥、史智鹏、白战存、何存中、余彦文、库充、李必友、汪锡良、陈幼安、罗玉蓉、罗智敏、屈银安、胡荣希、胡耀武、赵瑞群、涂普生、谈祖应、程水清、韩进林20位同志为本届市政协文史专员，聘任期到本届届满止。

　　七、由于我们编辑水平所限，本期《黄冈文史》难免存在不足或错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黄冈文史》编辑部

　　目 录

　　经济纵横

　　横岗山群英隧洞 周起元(1)

　　红安县金沙河水库建设始末 余 鹏(5)

　　上好佳落户红安纪实 蔡爱国/述 何周国/文(9)

　　“三级跳”助推全省鱼苗繁育第一村 童志清(13)

　　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落户罗田记略 朱清明(17)

　　章杰：追逐跨越的梦想 罗玉蓉 殷浩茗(21)

　　知青岁月

　　武汉知青投身龙感湖农场纪实 万远骥(28)

　　她们的名字是强者 石 泊(35)

　　上海知识青年支援南湖农场建设记 黄州区地方志办公室(45)

　　寻访黄州南湖第一代拓荒人 熊安平(47)

　　社会见闻

　　广济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简述 张志良(50)

　　我在一九五八年亲历的几件事 余彦文(54)

　　难以忘却的记忆 陈国平(60)

　　记湖北省训练基地英山县游泳跳水馆 周本章(63)

　　罗田荣获全国体育先进县及世界冠军裴佳云 朱寿儒(69)

　　从黄梅走出的中国首艘航母政委梅文 张咏秋(72)

　　文革史话

　　广济文化大革命运动见闻录 陈淑先(75)

　　我经历的文革“串联”和“复课闹革命” 周春芳(85)

　　文革期间巴河一司强占武汉红旗大楼闹剧始末 陈玉能 周新林(90)

　　文革期间的“忠字舞” 梅春林(99)

　　史海拾贝

　　邾城究竟在哪里 梁敢雄(100)

　　徐寿辉和天完国 史智鹏(106)

　　广济籍同盟会员与辛亥革命 陈淑先(111)

　　宛希先：第一个坚定地追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人 唐 亚(113)

　　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五重间谍袁殊 付建军(119)

　　翟凤阳——世界和平的报警员 埃斯塔布鲁克、鲁滨斯里(132)

　　从乞丐到功臣 原东杰/述 张咏秋/文(135)

　　寻根问祖

　　寻根问祖与移民文化 李后强(144)

　　麻城古代移民与湖广麻城孝感乡 钟世武 曾 锋(149)

　　“江西填湖广”与鄂东 史智鹏(172)

　　风物民俗

　　黄梅八大人文资源 石雪峰(180)

　　胜利老街 倪金元(183)

　　蕲春·蕲菜·芹菜 祝和忠(186)

　　蕲春出土的明朝皇室金酒壶 史智鹏(188)

　　趣闻轶事

　　民国才子饶汉祥轶事 七秩龄童(190)

　　刘文岛灌醉希特勒 佚 名(198)

　　蕲春的汪伪汉奸“政权”概略 郑 飞 李 育(201)

　　险被遗忘的内线人物——倪国勋 陈玉萍(207)

　　横岗山群英隧洞

　　周起元

　　广济县北高南低，西北部水源短缺，影响和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早在1965年，黄冈地委组织各县干部集中在蕲春县搞社会主义教育时期，就由地区水利局带领蕲、广两县水利干部进行勘测，希望引用蕲春县大同水库的水，灌溉广济县西北部农田。当时方案是：在蕲广毗连的罗林寨凿通隧洞，进口在蕲春县黄河厂水库下首接大同水库渠道，出口从松阳的包法村新开渠道经南泉的长岭——陶斯到栗木直灌四望等农田。后来“文革”开始，就把方案搁下了。

　　1968年4月，地区水利局电话通知，说省领导张体学同志对“引蕲济广”工程项目很重视，要求我县尽快拿出具体建设方案，报省、地批复开工。随即，我向县革委会副主任赵文志同志汇报了这一精神(水利局是我主持工作)，我当时提议，我县已建成的梅川、荆竹、仙人坝三座水库，在修建时，设计库容都偏大，采用多年调节蓄水的办法，来满足灌区的用水需要，在实际运行中一直未蓄满过。如若平时从蕲春县引进余水，把三座水库蓄满，抗旱需要用水时，随时就可以开闸灌溉，主动权由自己掌握，避免直接从大同水库渠道引水灌溉的很多麻烦。赵县长同意我的提议，并叫我按此方案进行勘察测量上报。于是，我带领水利局十多名技术干部和工人，还雇请了一部分民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测量了宋冲、荷叶林、夏家巷三条凿洞的线路，经比较，最后选定从蕲春县胡坪村的水口为进洞口，到我县绿林村的夏巷为出洞口(即现在线路)，把测量资料绘制图装订成册后，一并上报到地区水利局和省水利厅。

　　1973年上半年，时任县委书记周伯辰同志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回来，把我找去说，省委领导对引用蕲春水灌溉广济农田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我与蕲春县委书记张海景同志在省里会议中已作了商量，我给你写封信，还找一名技术干部同你一路去找张书记(原任地区水利局长，我对他很熟悉)，请他安排人员配合你对大同水库和蕲春县与广济毗连地区的可用水资源进行一次调查。去后，张书记安排两名水利技术干部，陪同我对大同水库的蓄水、用水和蕲河流域靠广济边缘的松林河、白水河、桐梓河、蔡寿河等可利用的水资源，实地进行了调查。蕲春县提议，要我们组织劳力到蕲春县境内去修水库蓄水，开渠道灌溉广济。回来后我把调查情况向周书记作了详细汇报。周书记听后，要我写出书面材料，提出建议方案，以便县领导集体讨论定案。我当时建议，第一，利用大同水库灌溉渠道，引用该水库发电后的水(根据该水库的拦水面积和库容情况，每年用于发电水量一亿立方米左右，发电后全部落入蕲河流走了)。第二，在距离广济最近的蔡寿河上建一拦水工程，引用上游十多平方公里的水。县委决定於1974年10月动工兴建，连通横岗山底下引水隧洞，组建了以县革委会副主任杨士奎为指挥长，水利局局长马振华、副局长柯水洪为副指挥长的领导班子。开工头一年，省里没有安排资金，光靠县财政拿点钱作前期工程费用，组织三千民工修筑运送器材到工地的道路，以及开挖进出口洞渠等前期工程，这些工程都靠民工用双手操作修建，工程极为艰苦，因而工地上干群一致呼声，要求把凿通这处隧洞定名为“群英隧洞”。到1977年，省水利厅才安排所属工程建设二团的领导和工人，带着机械设备来工地施工，省里开始拨款投资，加快了凿掘隧洞进度。直到1979年8月22日，主洞才正式贯通，凿掘长距五千七百五十米，包括后来对进出口明渠的拱砌，洞身全长达到六千零一十米。施工中从两头向中间掘进，由于负责测量的技术员刘承绪，工作认真负责，在隧洞贯通时，轴线中心横向误差仅一点八公分，高程相差二点八公分，洞底宽四米，高三点五米，马蹄形状，根据石质情况，洞内进行了局部钢筋混凝拱砌，进口海拨高程为七十二点二八米，出口高程七十点二七米，纵坡降为1/3000，设计引水流量为八至十立方米/秒。

　　1979年冬，我任进口洞处蕲春县境内的东西引水渠线工程施工负责人，指挥部领导成员增补县委副书记陈坤维任政治委员，计委主任吕理明和我任副指挥长，马振华调出。东线引蔡寿河洪水，在姜垸河段建一道拦河块石混凝土滚水坝，南边坝头建一座引水闸，进水至引水渠道，设计流量为十立方米/秒，渠长一千二百零四米。其中渡槽一处，长二百一十五米;隧洞一处，长一百五十三米;泄洪闸、节制闸各一处;跨渠公路涵洞一处，其余土渠内坡都用浆砌块石护砌。西线引大同水库发电后的水(后来蕲春县在大同水库渠道鸭公咀跨蕲河渡槽进口处，建了一座二级发电站，截断了水库坝后电站尾水向广济引用，为此事反映到省里，省遂还拨款给蕲春县在松林河修建了一处补充引水工程)，在大同水库渠道胡坪垸旁地段，修建了一座分水闸向我县分水，新开分水渠道至群英洞进口总渠，全长二千三百四十六米，设计流量十立方米/秒，其中渡槽一座，长一百四十五米，两处隧洞，共长一千零四十一米，在东、西渠线汇合处，建一泄洪节制联合闸，闸内用浆砌块石建导流坪，长一百九十米，高三点五米，尽量抬高引洪水的进洞水位，以利增加流量，所以在引洪时出口明渠实测流量达十二立方米/秒，提高了引洪效能。1980年8月1日，首次引水到梅川水库，十月蕲春县境内引水配套工程全部竣工。1980年冬转建到本县境内，从群英洞出口总渠至荆竹水库的引水工程，在总渠出口六百米处，建分水、节制联合闸一处，以便向梅川和荆竹两水库错开调节引水。联合闸至荆竹水库引水渠长一千七百八十米，其中青蒿隧洞一处，长八百五十米，1981年下半年竣工。1982年雨季开始向荆竹水库引水。随后在荆竹水库西干渠仙人坝渡槽上首，建一座分水闸，闸后开挖三百米明渠引水至仙人坝水库。利用梅川水库东干渠在张济垸旁边，凿一隧洞长三百八十米，开挖明渠三百六十米，引水至大金水库。同时梅川水库的东西干渠下游灌区与大金水库刘元渡槽边的一出口灌区都是毗连，也可以相互调节供水。

　　各级领导非常重视群英隧洞引水配套工程建设，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于1979年7月18日到工地视察指导工作，还有水利部李代根副部长、省水利厅漆少川厅长、地委书记董舒等领导，先后都到工地进行过视察和指导工作。

　　从1974年冬到1984年春，群英隧洞“引蕲济广”配套工程建设历时十年，共完成土石方一百四十二万立方米，标工二千五百二十五万个，国家投资六百四十三万六千元(含县自筹46.6万元)。正常年年引水达一千万立方米左右，最高水年引到一千六百万立方米，使我县上乡农业用水得到了一定改善，并建成了以四座中型水库为骨干，以小型水库和塘、堰为基础，以干、支渠道相连、长藤结多瓜为动脉，以群英隧洞引水为补充的一洞连四库灌溉体系。梅川水库从一九五八年建成蓄水受益，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共安装机械抽输水管以下的死水抗旱三次，其中一九七八年抽干死水见了库底，事后该库三年没有成鱼捕捞。从群英隧洞一九八○年开始引水至今已达三十年，梅川水库再没有安装机械抽过死水抗旱。

　　(武穴市政协供稿)

　　红安县金沙河水库建设始末

　　余 鹏

　　金沙河是倒水右岸一级支流，发源于红安县北阳台山，流程21.6公里，流域面积132平方公里。金沙河出口土皇寺盆地，适合建坝拦洪，金沙河水库即建于此。水库枢纽工程位于鸟观嘴(今县化肥厂西侧)，由一座主坝、4座副坝(鸟观嘴、凉亭岗、郑家岗、李德)以及灌溉输水管、溢洪道等建筑物组成。水库承雨面积108平方公里，占金沙河流域面积的81.8%，年均来水量5177万立方米，总库容17872万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492万立方米，有效库容10644万立方米，死库容4736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16万亩，实际灌溉面积11.4万亩，是红安库容最大的水库，也是治理倒水的骨干工程。

　　一、工程缘起

　　倒水治理工程启动前，倒水河两岸特别是下游水害频繁，而倒水以西红安、新洲两县大面积缺水，旱灾严重。为治理倒水，解决红安县倒水以西的高桥、觅儿、八里和下游的新洲逻垸、觉民、仓埠、阳逻岗的灌溉以及红安县城以下的倒水两岸的防洪问题。1956年10月，省水利厅厅长漆少川在省水利厅主持召开“治理倒水问题讨论会”。与会人员有：省水利厅有关办、处负责人，黄冈专署水利局长、新洲县县长及水利局长，会上各抒己见。首先由漆少川厅长提议：“在上游做水库，做18个小水库，5个大水库，控制承雨面积1731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计划经费4000万元。”此说五个大水库是指古峰岭、石家咀、烟宝地、杨山、金沙河五处。新洲县县长梅建明按照中共新洲县委的意图提出：“治理倒水应在下游开河撇水，只有撇除倒水，才能彻底免除涨渡湖区水灾。”

　　漆厅长说：“开河非永久性工程，划不来，开了河还要修水库，因为红安县的旱灾未解决。”

　　经过反复讨论，会议最后结论：“暂不开河，先修水库，……。大的省里负责，只修两个(即金沙河、烟宝地)。”1959年红安大旱。9月，黄冈专署水利局行文通知“兴建红、新金沙河水库和尾斗山水库。”

　　二、勘测设计与实施过程

　　金沙河水库(包括渠道)工程由黄冈专署水利局勘察设计。1959年9月28日，黄冈专署水利局工程师陈牟生、方育群等，在1958年夏季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对枢纽工程和渠道工程测量放线的基础上，实施勘查、定线(坝址线)。10月8日，成立黄冈专区红新金沙河水库工程指挥部，黄冈军分区司令员熊心乐任指挥长，红安县县长马友才、新洲县副县长赵怀德任副指挥长，中共新洲县委副书纪杨逢春任政治委员。10月15日破土动工，新洲县上劳力39554人。同年11月，中共黄冈地委发出“关于成立治理倒水党委会和指挥部的通知”。原文如下：

　　中共红安县委、新洲县委：

　　为加强领导，全面治理倒水。地委决定：建立治理倒水党委会和指挥部，熊心乐同志任党委书记兼指挥长，程鹏、郭兴春同志任党委副书记，金沙河、烟宝地两个水库工地的负责同志参加党委。地委要求今冬确保完成金沙河、烟宝地两个水库的工程设施，开通红新百里长渠。希望你们将参加党委名单及其分工职务报来地委。同时，将当前施工的情况和经验向地委写一书面报告。 中共黄冈地委(印)1959年11月20日

　　1961年春，省长张体学在听取黄冈专署关于治理倒水规划意见后，认为建设古峰岭水库涉及淹没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七里坪的问题，建杨山水库涉及河南新县，未与通过。由于计划变更，金沙河水库来水量偏小，灌溉下游新洲的计划不能实现。4月5日，当大坝、子坝筑至68.079米高程处，中共黄冈地委决定：“新洲县民工全部撤回，留部份干部，将煞尾工作移交红安县办理。”5月5日，整个工程停工。1964年11月，红安县继续兴建，由副县长张书元任指挥长。1965年6月水库枢纽工程(溢洪道除外)竣工。溢洪道工程于1969年10月动工兴建，1971年6月土建工程完成，7月闸门安装完备。

　　金沙河水库渠道工程——红新大渠与烟金干渠同时建设，为使两大渠系工程施工顺利进行，黄冈专署成立了金沙河渠道工程指挥部，负责渠道及附属建设物的设计施工，并统一计划安排和督促检查新洲、红安两县对计划的贯彻执行。库上的烟金大渠及杨山引水渠，引烟宝地发电尾水及杨山河径流入金沙河水库，渠长40公里，流量5——9立方米每秒，计划年引水2000——3000万立方米，补充金沙河水库来水量之不足，该渠由红安县负责兴建。库下红新大渠从渠首至阳逻全长94.32公里，其中红安境内58.22公里，渠首流量16立方米每秒，该渠由新洲县负责兴建。新洲县于1959年冬至1960年春上劳力组织施工，1961年4月停工。1964年元月，根据专署指挥部的安排，红安县上劳上1万人，完成红新大渠道首段9.2公里和长360米的高桥河引水渡槽的施工任务;红安境内下余的49公里及主要附建物的施工任务由新洲县完成。1966年10月13日，专署指挥部根据倒西渠系的施工进展，调整了两县的施工任务，确定红安除继续完成烟金渠道外，完成高桥河渡槽出口至董家石桥渠段煞尾工程及一般附建物的配套，计标工43.4万个;新洲完成余土凹至董家石桥5.9公里渠道，标工31.43万个，并完成神龙庙渡槽的施工任务。专区指挥部随后撤销。1970年，长2500米、高21.5米、通过流量6.5立方米每秒的五峰岗渡槽建成，为金沙河水库送水新洲创造了条件。

　　三、建设代价和运行效益

　　建设金沙河水库，红、新两县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金沙河水库建设投资1586 万元，其中枢纽816万元，渠道工程816万元。淹没耕地14388亩，移民2249户10134人，拆迁房屋9027间。枢纽工程和红新渠道工程施工中，共完成土方749.8万立方米，石方185.3万立方米，混凝土17万立方米，新洲县完成土石方503.59万立方米，标工470.60万个，其中完成红安境内土石方291.29万立方米，标工331.35万个，仅第一期工程即耗资141万元，补助粮食0.93公斤，因工伤等原因死亡民工124人。

　　水库建成后，减轻了倒水下游的洪涝灾害和倒西灌区的旱灾损失，对红安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做出了贡献。金沙河水库投入运营后，在防洪、灌溉和供水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工程效益。共拦蓄“91.7”型特大洪水13次，削减洪峰70%以上，保护了下游45万亩农田、50万人口以及重要城镇和交通干线的防洪安全。红安倒水以西历年干旱严重的大面积农田灌溉用水得以解决。1975年灌溉面积达14万亩。由于灌溉面积大，来水量不足，原计划杨山、袁因河、南门河等引水工程未全部完成，引水目标未达到，水库水量不足，一直难以有水送达新洲，1972年秋旱，红安县委书记王克诚亲自沿渠道给新洲送水40万方，群众称之为“龙江水”。1971—2007年金沙河水库共提供农业灌溉用水20.74亿立方米，提供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及工业用水 2.93 亿立方米;1962—2007年共产鲜鱼502.6万公斤。

　　(红安县政协供稿)

　　上好佳落户红安纪实

　　蔡爱国/述 何周国/文

　　2002年夏，红安县在广东东莞等地举行了一系列招商会，邀请部分台商、华侨和部分广东客商到红安投资。县委书记林全华亲率代表团与会，我作为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全程参与招商活动。招商会上，我们结识了一大批客商朋友。会后，一些老板陆续到红安进行实地考察。

　　2003年冬，菲籍华侨老板蔡恒瑞到红安考察花生制品厂，随行的有位女老板名叫蔡玛莉，台湾人，老公是福建晋江人，在菲律宾华人商界很有声望，是最早进入大陆经商的老板之一，六十多岁，对大陆的招商引资很热心。为强力推动招商工作，县招商局建议县政府聘请一批外地客商和知名人士，作为红安县政府招商顾问，其中蔡玛莉是其中一位。在蔡女士来访我县期间，我们向她提出请求，蔡玛莉欣然接受了董卫民县长的聘请。受聘之后，蔡玛莉很看重革命老区对她的信任和期待，开始为红安招商引资多方奔走联络，她邀请我和招商局负责人多次到福建泉州、晋江等地招商。在招商过程中，她就告诉我们上好佳公司计划到内地发展的信息，并给我们提供上好佳公司董事长助理李培明的名片，让我们与李先生联络。

　　回红安之后，我就同李培明先生进行了电话联系。李先生在电话里说得很客气，他表示，目前上好佳在上海立足时间不是很长，暂时没有到内地扩大投资的计划。我向他介绍我们县是董必武、李先念两位国家主席和两百多位开国将军的故乡，距武汉不到百公里，是一片投资的热土，杭州娃哈哈公司已来红安落户并取得很好业绩和很大发展，期盼上好佳公司能落户红安，占领中原市场。我热情地邀请他和公司领导在方便的时候到红安考察，并提出我们去上海上好佳考察和进一步洽商。

　　不久，董卫民县长就带着我们一行到上海上好佳公司进行了考察。当天，李培明助理代表施恭旗董事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施学理副经理也与我们共进了午餐。在上海上好佳公司总部，我们进一步向李助理等介绍了红安的招商引资政策、投资环境、资源等情况，还介绍了娃哈哈公司落户红安的成功经验。后来，李培明到郑州分厂出差时，独自一人到红安考察过，对红安发展经济的理念、思路、招商政策和服务工作表示赞赏，对到内地投资表示比较浓的兴趣，他向我们表明，如公司决定到内地投资，他会向董事长推荐红安。

　　初次会谈结束后，我们参观了上海上好佳公司。公司位于上海南沪青平公路，占地260亩，主要产品为薯片、糖果和膨化食品等休闲食品。产品行销全国，是全国最大的薯片生产企业之一，也是知名的侨资企业，还是以农产品为原料，以国内市场为主市场，劳动相对密聚型企业。参观时我们想，红安如果能引进上好佳这样的企业，非常符合县委县政府的发展思路。因为从红安现实情况看，红安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资源，有很大困难;生产出口产品离海港远，运输成本高;而我们地处中原腹地，人口多，市场大，生产休闲食品有资源，有很大的消费群体，同时，劳动密聚型企业还可以解决较多劳动力就业，所以，我们应紧紧抓住这个项目不放手。虽然这次考察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但我们一直作为重点进行跟踪。

　　从上海回来后，我们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主要是围绕休闲食品这个重点，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文字材料准备和物质准备。5月，我与招商局长秦训鹏等又到上海，再次会见了李培明助理，这一次，我们重点介绍了红安的花生、红薯和花生酱生产线，李助理和施学理等很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了相关情况，并要我县提供小花生样品。回县以后，我们将红安的小花生寄了一些样品过去。不久后，我们又第三次到上海，与该公司一直保持密切联系。

　　正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一个重大变故。全国侨联组织明星侨资企业到江西考察，上好佳公司董事长施恭旗也在其中，他在考察了九江市德安县后，当即决定在德安征地100亩，投资建设上好佳江西公司，并签了正式合同。这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争取工作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九江离红安不远，如果再在红安设厂势必影响上好佳的整体战略布局，我们感到引进上好佳从希望转入渺茫。面对变故，我与董县长、秦局长商量，决定要借鉴逆势中引进娃哈哈公司的成功经验，不气馁、不放弃，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采取两手推进的措施，一手是进一步与蔡女士联络，借助外力推动;一手是明确抛出合作条件和政策，增加吸引力。蔡玛莉女士为帮助我们，将菲律宾侨界领袖姚剑华先生的电话告诉了我，建议我们寻求他的帮助。我就直接同姚先生通了电话，在电话中介绍红安的简况和与上好佳洽商的情况，恳请姚先生鼎力玉成我县与上好佳的合作，并请姚先生在方便的时候到红安来考察。素昧平生的姚先生当即答应一定向施先生转达，助人之情溢于言表。

　　2004年初，我们第四次到上海，再次来到上好佳公司总部，向公司明确了下列合作条件：1、以优惠地价提供土地100亩，并预留发展空间;2、将现有一条花生酱生产线调拨上好佳湖北公司无偿使用;3、借贷资金1000万元助其建设湖北公司;4、税收按红安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执行;5、可以独资也可以合资办厂;6、县政府负责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些条件开出以后，上好佳方表示将认真研究。

　　2004年7月，施恭旗先生到九江公司视察后决定转到红安来看一看，施先生的助理李培明和儿子施学理陪同考察。县委县政府做了周密的接待安排，我亲自到天河机场接客，县委书记张鹤桥同志率队在红安边界迎接，并安排警车引路儿童献花。施先生一行在二程看了地膜花生基地，参观了娃哈哈红安公司，并参观了红安将军广场建设现场(施先生当即表态捐款10万元人民币助建广场)。这次考察时，他们被我们的诚意、热情和优惠条件所吸引，考察当天就与县政府签订了投资合同，并共同选定了新公司厂址。

　　合作协议签订后，双方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一系列筹建工作，上好佳方先后派遣多批工程技术人员和产品研发人员来红安，根据红安方提供的地形图、地质图、水文气象等资料开始工厂设计，并选定上海叠佳建筑公司承建厂房，由我县当地建筑公司承建附属工程。公司筹建组在我县全力协助下，顺利地在省工商局注册成立“湖北上好佳食品有限公司”。

　　我县为配合湖北上好佳公司的筹建工作，成立了以县长董卫民挂帅，县委副书记吴光德、县委常委余友斌和我为副指挥长的项目建设指挥部，并抽调县开发办副主任徐德辉、城关镇副书记马寿元、县委办干部张继顺、企业局干部郑应明、公安局干警卢光宗等组成工作专班，全方位地为项目建设提供服务支持，先后完成了从城关镇似马山村征地100亩、平整土石方5万余立方、小河改道400余米、建12米宽30延米长桥梁一座、地质勘探、注册登记、从龙泉公司筹措资金1000余万元(其中800万借给上好佳公司)等大量艰巨的前期工作，上好佳项目于2005年初正式开工建设。

　　上好佳项目在筹建和建设过程中，合作双方都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上好佳在工厂设计、产品安排、管理团队选配等方面都作了精心安排。2006年，施恭旗先生还将上好佳国际有限公司菲籍股东全请到红安视察项目建设，增强股东对在红安投资的信心。我县将该项目作为重大项目予以支持和保护，负责该项目的领导经常亲赴建设现场与合作方、承建方加强联系沟通，面对面地解决各类问题，让合作方真切感受红安的诚意、红安的精神、红安的作风。一次雨后，吴光德同志和我陪同上好佳王伟顺经理到施工工地，见王跳不过河，吴光德当即脱鞋下河垫石块助其过河，使上好佳的客人们深受感动。余友斌同志心系项目，具体组织指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项目专班的同志更是不分晴雨、不分昼夜、不分节假，全天候地服务项目。张继顺同志在这个项目建设后期发现身患绝症，英年早逝。

　　湖北上好佳公司于2007年建成投产。刚一建成，即遭遇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在不利的经营形势下，公司沉着应对，精心经营，对外开发市场，对内强化管理，不仅度过了生存危机，还创造了较好的经营业绩。2009年，公司经营收入超过7000万元，利税300万元，现拥有7条生产线，2010年销售过亿元。该公司与我县商定，再征地100亩，启动二期工程建设，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份额，湖北上好佳公司将在我县食品工业园区发展壮大。

　　上好佳落户红安和不断发展壮大，是县委政府坚持走招商引资之路的成果;是真诚待商、互利双赢、共谋发展的结晶。我们记述这段经历，目的就在于给后行者一些有益的启示，在于希望更多的象上好佳这样的企业落户红安。

　　(红安县政协供稿)

　　“三级跳”助推全省鱼苗繁育第一村

　　——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发展鱼苗繁育产业纪略

　　童志清

　　黄州区陶店乡幸福村依托幸福水库丰富优质的水资源，大力发展鱼苗繁育产业。通过“三级跳”，2011年，全村鱼苗繁育达145亿尾，实现总产值1870万元，人平实现纯收入11000元，鱼苗繁殖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85%以上。幸福村也因此成为湖北省鱼苗繁育第一村。

　　第一跳：养殖总面积从10多亩扩大到4760亩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与1100亩的幸福水库为邻的幸福村，可谓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直到1962年，幸福村的村民还没有从事鱼苗孵化生产，只是进行传统的成鱼养殖。

　　面对这一情况，不甘寂寞的幸福村党支部一班人在积极思考：我们周边以及全区拥有10多万亩的水产养殖面积，而成鱼养殖所需的鱼苗全靠外地购进，不仅运输成本高，而且价格等主动权受他人控制。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村党支部经过研究后大胆地作出了一项决定：在幸福水库以下三个小组中，安排有水产养殖经验的几名村民组成水产队，从事鱼苗人工繁育，其生产管理模式是：水面由集体提供，农民出勤记工分，村里管理，收入归集体所有。当时鱼种养殖面积只有10多亩，年繁育鱼苗不足1千万尾，收入不到4500元。虽然鱼种养殖水面和鱼苗繁育量每年在不断增加，但增长速度仍比较缓慢。

　　进入二十一世纪，有部分农户开始在自家承包的水面和稻田中改建水池，进行鱼苗繁育，但小打小闹总是形成不了规模。2003年春节刚过，在黄州区水产局和陶店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有20多户农民承包了幸福水库以下近100亩水面，开始进行集中鱼苗繁育，并组织数十户村民入股，成立鱼苗繁育协会，逐步吸纳农户筹资60余万元，新建鱼苗繁育基地。

　　鱼苗繁育协会的成立，鱼苗繁育也由原来的一家一户零星分散作业转向集中连片繁育。协会以此为契机，注重资源整合，根据村民各自所长，选择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的农民成立繁育技术指导小组，指导鱼苗孵化生产，确保鱼苗的整体质量。组织见多识广、擅长对外交流联系的农民成立销售小组，负责对外销售服务，因此，协会的整体能量得到释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在此期间，村民自发将承包的耕地开发成水面300多亩，使全村鱼苗繁育面积达600多亩，鱼苗繁育户从1982年的20多户发展到80多户，鱼苗繁育突破10亿尾大关。随着鱼种养殖水面和鱼苗繁育户逐年增加，2011年鱼种养殖面积达4760亩，其中本村1620亩，租赁或承包外村水面3140亩。

　　第二跳：鱼苗总产量从不足1千万尾增加到145亿尾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农户的增多，幸福村鱼苗繁育品种已由原来的花鲢、白鲢、草鱼、青鱼“四大家鱼”增加到现在的鳜鱼、黄颡鱼、鳊鱼、鲫鱼、鲤鱼、细鳞斜颌鲴、鲶鱼等20多个品种，名特优鱼苗的比重达65%以上。

　　幸福人深知，优质苗种是渔业发展的基础，必须抓好苗种的规范化生产。2011年，区水产局、陶店乡和幸福村投入资金1000万元，对鱼苗繁育基地进行改造升级，硬化孵化车间道路，预制板护砌亲本培育池，配套建设排灌沟渠，建设标准孵化车间52间，每个车间摆放孵化瓦缸18口，孵化车间实行渠灌沟排分家，小口径管灌到孵化瓦缸，鱼苗繁育实现了基地化、工厂化、规模化生产。

　　为确保质量安全，协会严把亲本源，严格鱼苗进出关。农民必须持有生产许可证，才能生产和经营。在经营过程中，鱼苗必须经过渔政部门检疫合格后方可进出。同时，在生产上大力推进健康繁育养殖，坚持从源头杜绝使用化学药物、化肥和饵料添加剂等违禁物品，定期监测种鱼亲本养殖池和鱼苗孵化池水质，加强消毒保持水源清洁无污染，确保种鱼亲本体质优、抗逆性强、成活率高，着力打造优势明显的渔业特色品牌。2009年，幸福村鱼苗繁育基地成功注册“幸福牌鱼苗”商标，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幸福鱼苗的市场竞争力，加快了“小鱼苗”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2011年，幸福村鱼苗繁育产量实现145亿尾，其中繁育水花135亿尾、夏花10亿多尾。

　　第三跳：村民户年均收入从4500元提高到54600元

　　为有效形成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提高幸福村鱼苗繁育基地服务管理能力，加快鱼苗繁育产业发展。2008年10月，在区水产局的具体指导下，幸福村5名优秀的鱼苗孵化能人在原来协会基础上，成立了“幸福鱼苗孵化专业合作社”，吸收社员276人，对农户孵化繁育的鱼苗实行统一标准、统一价格、统一包装、统一运输、统一销售等“五统一”措施，并实行科学化管理，鱼苗繁育经营也因此实现了由一家一户的“独唱”走向了“合唱”，有力地提高了鱼苗孵化繁育产业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提升了渔业经济的综合效益。

　　与此同时，合作社推行“走出去销售、请进来购买、经纪人销售、网上销售”等模式，销售网络得到延伸，销量一路飙升，鱼苗运输也由原来的车运、船运发展到现在的空运。鱼苗由开始时的自繁自用，多余部分供应周边县市，逐步扩大到销往江西、河南、安徽、江苏、湖南、广东、四川、重庆、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等地。目前，全村从事鱼苗繁育的农户有238户计470人，占全村劳动力的近90%。鱼苗繁育已年实现产值1870万元，收入也由当初的4500元提高到1300万元，户平纯收入5.46万元。村民刘志怀承包鱼种养殖水面近200亩，年孵化鱼苗近10亿尾，同时还负责鱼苗销售，年收入50余万元。

　　经过半个世纪的历练与打拼，如今的幸福村依靠发展鱼苗繁育产业，实现了农民人平纯收入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引起了中央电视台、《湖北日报》等媒体的极大关注。不再是“小富即安”的幸福村人，凭着对鱼苗繁育产业发展的执着与追求，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和智慧汗水，进一步做好鱼苗繁育这篇大文章，重点完善鱼苗孵化基地设施，引进名特优新品种，规划改造1000亩标准鱼池，推行亲本和鱼苗标准化养殖繁育，提升水产品科技含量，搞好产品产地和产品认证工作，力争用2至3年的时间，鱼苗繁育实现200亿尾，让这个曾经偏居一隅的幸福村成为闻名全国的鱼苗繁育第一村。

　　(黄州区政协供稿)

　　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落户罗田记略

　　朱清明

　　白莲河乡地处罗田县南大门，波光浩淼的白莲河水库坐落于此，这里山清水秀，渔樵唱和，一派迷人的山水风光。

　　2005年3月，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在白莲河乡月山村、叶家冲村和白莲河村三地正式开工建设。工程由国网新源公司、华中电网和湖北电网公司共同投资，利用原白莲河水库作为下库取水，利用下库右坝头上游叶家冲侧山凹地作为上库蓄水，总库容2496 平方米，设计四台机组装机总量120万千瓦，年发电量9.7亿千瓦时，年抽水耗电量12.9亿千瓦时。工程静态投资31.89亿元，动态投资35.33亿元，建设工期为5年。

　　作为有史以来落户在罗田境内最大的建设项目，莲蓄工程对罗田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莲蓄公司作为绿色新能源企业，对社会贡献、对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高电能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电站投产发电后，一年可为国家输送近10亿度电，一年可为包括罗田在内的地方提供近亿的税收。

　　莲蓄工程改善了白莲河的山水地貌。规模宏大的工程构造，波光浩淼的水库库面，以及完美配套的其他基础设施，将是旅游开发的又一丰富资源，将为白莲河水乡旅游开发增添新的亮点，从而促进罗田旅游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通过征地移民，实现了1100余人的异地搬迁扶贫目标，并对今后异地移民扶贫开发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莲蓄工程落户罗田，缘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白莲河发电厂的大胆探索，得力于国家、省、市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更与罗田县委、县政府以及计委(发改局)等部门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与此相伴的是，电力能源的紧缺和供求矛盾的日益突出。此时的白莲河发电厂，因人员过多、设备老化、装机容量过小、企业面临着技术的改造升级和管理模式的转换而困难重重，曾经辉煌一时的“鄂东明珠”白莲河发电厂，将要黯然失色。就在他们感到前途迷茫的时候，一直关注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水利电力部长沙中南勘测设计院给他们传递来相关信息：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发展蓄能电力，利用低谷电力抽水、高峰时段放水发电以改善电网结构和电能质量，这样，即可以提高企业效益，同时又可破解电网负荷峰谷差的难题。

　　白莲河发电厂紧紧抓住这一信息资源，组织力量撰写在白莲河办抽水蓄能的专题报告和探讨文章，发表在《湖北日报》、《华中电力报》等新闻媒体上，向上争政策，引起了国家、省、市各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关注，将目光投向了白莲河。在争取关注、立项的十来年中，白莲河电厂三任厂长一任接着一任干，锲而不舍，不屈不挠。

　　作为东道主的罗田县，紧抓这一历史机遇，及时出手，与白莲河发电厂并肩作战，为争取项目而奋力打拼：

　　成立由分管副县长(吴宗元、张绍辉)挂帅的项目争取专班，县长罗刚亲任项目协调领导小组组长，常务副县长胡祖建任副组长，王立宪为项目专班总负责人(后期为童伟民)，组织计委力量向上送报告、争政策、跑项目。

　　出台了《关于要求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注册并落户罗田的请示》，《关于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有关优惠政策的意见》，《以完善的服务、优惠的政策、支援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向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方面在土地政策、移民政策、子女上学、生活环境、社会治安、劳动力资源、交通邮电、税费等方面作出郑重承诺，县计委及时提供完善的项目预可研报告、可研报告和项目建议书，为项目的顺利立项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两次与白莲河电厂联手，组织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采取党政领导亲自迎候、警车开道、学生夹道欢迎的形式，欢迎省、市专家踏勘组到白莲河现场踏勘，最大限度的争取到专家、学者的支持。

　　在专家选址论证会在武汉召开、全省有5处备选站址而且咸宁九宫山最具竞争优势的关键时刻，县委、县政府迅速指派主管计委的副县长张绍辉赴会，代表罗田向专家组带去土地、移民、税费三项优惠的庄重承诺，使专家组意见向罗田倾斜。

　　在历届县委、县政府以及白莲河发电厂等各方面的不懈努力下，1994年，根据原国家电力部的安排，原省电力局正式行文，委托中南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对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进行选点规划和预可行性研究工作，认可白莲河具备建设大型抽水蓄能电站的良好条件。1998年6月，华中电网四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第二次抽水蓄能学术研讨会在白莲河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将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列为湖北省首选项目。1999年3月，中国水利水电及新能源发电工程顾问有限公司会同湖北省计委对《湖北省鄂东抽水蓄能电站选点报告》进行了评审，对全省5处备选站址进行了认真的筛选，最后对白莲河投了赞成票。2002年6月，中国水电顾问有限公司在武汉召开了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议，基本同意中南勘测院向会议提交的可研报告。同年10月，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在汉召开了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议书评估会议，建议国家尽早批准该项目，随即通过评审报告并上报国家发改委。2003年7月，国家发改委经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研究，批准该项目正式立项。至此，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正式落户白莲河。

　　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县委、县政府及时成立了“罗田县支持白莲河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指挥部”，县长罗刚任指挥长，常务副县长胡祖建任政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白莲河乡负责人程德裕、刘刚、张绍辉、王立宪、朱冬明、胡朝晖为副指挥长。从县直各单位抽调91名精兵强将，组成月山村和叶家冲村两个移民工作队，由张绍辉和朱冬明(后调离，由王立宪接任)带队，深入月山、叶家冲和白莲河村，走村入户，进行移民工作动员。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动员工作，三个村1100余群众顺利动迁并得到了妥善安置，确保了工程的顺利开展。

　　在莲蓄工程落户白莲河以及开工建设的过程中，罗田举全县之力予以支持配合，历任县委书记叶桂芳、易茂先、陶宏、黄奏球、蔡德坤等同志，无不为莲蓄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县发改局、国土局、林业局、民政局、交通局、水电局、公安局、建设局、地税局、电力公司、移动公司、物资协会以及白莲河乡、匡河乡、骆驼坳镇政府，倾情付出，热情服务，保证了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

　　月山之畔白莲开，白莲花开映楚天。莲蓄工程这朵硕大娇艳的“白莲花”，在全县人民和有关领导、专家心血和汗水的共同浇灌下，正破绽怒放，为楚天增辉!

　　(罗田县政协供稿)

　　章杰：追逐跨越的梦想

　　罗玉蓉 殷浩茗

　　四月底的武汉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湖北省委、省政府在此为荣获省劳动模范及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者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表彰大会，在阵阵激情而富有节奏的掌声中，在全场与会者期盼的眼神注视下，黄冈市政协常委、湖北伟望农牧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章杰，从省领导手中接过了那烫着金字、象征荣光的湖北省劳动模范证书。

　　一时间，鼓乐阵阵，鲜花簇拥，闪光灯都聚焦在这一庄严而美妙的时刻，年轻的章杰手捧着证书，感慨万千。但是，在兴奋和鼓舞的同时，章杰也清醒地意识到，创业者的过去和未来，面对的永远是挑战。今天的收获与他所追求的目标，距离还很远很远。

　　植根沃土终不悔

　　他1999年脱下令人羡慕的警服，从父亲手中接过“伟望”公司发展接力棒开始，章杰就在心里暗自立下宏愿：他要依托龙感湖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牵手浙江、福州和武汉，延伸产业链，实行规模发展，打造一个造福社会、惠及乡里的“伟望’品牌，成为鄂东科学养殖、农牧科技发展的“巨无霸”!

　　通过12年的艰苦奋斗历程，他带领湖北伟望公司发展成为一家以饲料生产、水产品加工、鸭子养殖与屠宰、淡水鱼养殖、果蔬种植、房地产开发等为主体的综合性产业化企业集团。湖北伟望集团旗下拥有湖北伟望农牧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汉口精武伟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福建信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福州市伟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北伟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五家控股子公司和7家专业养殖合作社。伟望集团注册总资本12850万元，总资产5.86亿元，年产值7.89亿元。

　　伟望公司于2001年被黄冈龙感湖管理区招商引入，是管理区第一家招商引资企业。龙感湖地处鄂皖赣三省交界，交通便利，其南部与江西省的九江市隔长江相望;东面属安徽省的宿松县，湖北与安徽的宿松县共有宽广美丽的龙感湖。湖区地势平坦，水面宽阔，土地肥沃，是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的绝佳之地。更重要的是消费越来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食品安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章杰带领湖北伟望公司牢牢地抓住这一政策机遇和市场机遇，立志将公司做大做强。

　　农业产业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带动农民致富是企业的职责和使命，湖北伟望要当先行。章杰和他的团队在龙感湖吹响了做大做强黄冈畜牧水产品加工产业的号角，其经营能力和科技秉赋曾经在多种场合传为佳话。

　　积极开发自主知识产权。伟望公司开工投产初期，只有一条年产万吨全价配合饲料生产线和一个万吨复合预混料加工车间。通过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引进新设备，采用新工艺，推广新技术，融合国内外各种先进饲料设备技术，伟望自己组合设计了一套集权控制生产流程，提高原料的精深加工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其产品达到国家行业标准。如今，伟望公司现拥有完全电脑控制的预混料、畜禽料、鱼料、特种水产料四条生产线。公司结合多年的中草药养殖应用实践，采用电脑配方，生产加工猪、鱼、鸡、鸭等全价一系列饲料及预混料，年生产各类饲料能力18万吨，预混料1万吨，不仅满足了龙感湖湖区和周边县市畜禽饲养的需要，而且远销江浙、福建、广东等地，深受广大畜禽专业户及农民朋友的欢迎，客户对伟望的品牌忠诚度进一步提高。

　　2001年，他以湖北伟望农牧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起点，投资4800万元，建起了年产18万吨的饲料加工厂;为把企业做大做强，积极承担农业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2008年投资1380万元建设20000吨水产品加工项目，每年新增销售收入7800万元，新增利税700万元，新增就业80人;为开发新产品，向质量要效益，2009年又投资2000多万元，新建标准化厂房及冷库5337㎡，引进国内先进水平的精滤螺旋压榨工艺淡水鱼糜生产线1条和鮰丸生产设备若干，具备年加工各类鱼丸4000吨、熏鱼1000吨的生产能力。“伟望”牌蛋品、“伟望”牌饲料、“伟望”牌预混料在中国武汉农业博览会上分别荣获金奖和全国知名品牌，“伟望”牌系列鱼丸荣获中国食品博览会金奖、湖北省著名商标。

　　伟望集团步入多产业互补、多元化互补协调发展的通道，实现了由生产、销售向再制造的延伸和转型，成为我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排头兵。这对于一个年轻的民营企业家和年幼的农业产业化品牌的成长历程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一路走来，风景这边独好。总经理章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兴地说：“龙感湖区位优势突出，交通优势明显。这里是“京九”、“合九”铁路交汇点，承接武汉城市经济圈和“昌九”经济带辐射，105国道穿境而过，境内高速公路与沪蓉、京福高速相连并设有互通，距九江机场不到半小时车程，到武汉、南昌、合肥均在2小时车程内;这里，资源优势得天独厚，湖北“老”字号农垦农场名列前茅，境内湖泊、水库、堰塘垱坝星罗棋布，素有“鱼米之乡”美誉;这里，创业的环境宽松，这里的领导和乡亲们热情厚道。总而言之，这里是一片创业的热土，这里是一片能干成大事业的沃土。投资这里我充满信心”。

　　信心百倍做鸭业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老总的人生追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人追求财富的无限增长，一类人以创造财富来追求事业的无限延伸。前一类人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老板”。后一类人则是真正的企业家。

　　章杰的人生追求属于后一类人。人们习惯于把从事市场经营活动叫作“做生意”，章杰说他办企业的目的不是做生意。做生意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怎么赚钱就怎么做。而他创办湖北伟望公司是为了给龙感湖的畜牧水产业探索一条永久性的出路，立足本地，放眼全国打造永续经营的长寿企业。办企业当然也要赚钱，但赚钱是为了把事业做得更大，造福社会。这才是一个企业家的职业理想。

　　最引人瞩目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一些平凡的事实背后，不经意间，却给人最大的震撼。2008年8月5日，湖北省政府依据“千湖之省”这一独特优势，正式提出了以汉口精武为龙头，在武汉城市圈实施万户万只的亿只鸭产业工程。这对于有着高瞻远瞩眼光的章杰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露、鱼儿见了水那样亲切。经黄冈市畜牧局牵头，经过多次谈判协商，终于在2009年达成了和武汉市汉口精武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湖北汉口精武伟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协议。与武汉精武集团合作创办2000万只肉鸭繁育、养殖、屠宰、深加工项目，新征龙感湖工业园区土地130亩，项目总投资28100万元，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126500万元，增值税1119万元，利润5626万元，形成并完善了龙感湖及周边地区的“鱼产业链”及“鸭产业链”，有力带动龙感湖及黄冈地区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在龙感湖采访，笔者见证了一个正在建设之中的鸭产业加工园区。只见三排已建好的标准化的鸭加工厂房蔚为壮观，颇具现代化气息。三台铲车正在开足马力紧张施工，几十个建筑工人正在忙个不停干得热火朝天。据陪同我们采访的湖北伟望集团总经理章杰介绍，该项目是一个2000万只肉鸭繁育、养殖、屠宰及精深加工的项目。公司致力于肉鸭产业的繁育、养殖和鸭肉的精深加工，打造从种鸭——孵化——养殖——加工的综合产业链条。计划总投资2.81亿元，其中设备投资7814万元，基本建设投资12000万元，办公及生活设施1836万元，流动资金6450万元，达产后形成年加工鸭肉5万吨，熟肉制品1.5万吨的生产能力。建成屠宰厂一座、种鸭场一座、孵化厂一座、饲料厂一座、羽绒加工厂一座。同时，扩建标准化厂房、化验室、预冷库、速冻库、冷藏库，完善配套厂区道路、供电设施，建设环保设施。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2.65亿元，利润总额5600万元。整个工程项目预计今年12月建成投产。

　　总经理章杰深有感触地说：“这一辈子我与鸭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人生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与鸭子打交道。鸭子全身都是宝，如果将一只鸭子通过深加工吃干榨尽，一只鸭子加工后的产值与卖原鸭比至少要高出3倍以上。做好这个产业不仅能做大做强伟望这个‘农’字号龙头企业，更能为龙感湖及周边地区的养鸭农户带来颇丰的收益。做好这个产业，我们信心百倍”!

　　在湖北伟望集团采访，请看我们聚焦的两个真实的镜头：

　　聚焦镜头之一：在家门口就业就是好。在鱼丸加工厂，一位身穿洁白工作服，头戴洁白的工作帽女职工款款走来，她叫田春华，是龙感湖人。田春华告诉我们，在这里上班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过去在外地打工虽说工资高点，但身在它乡，外面的开销大，算去算来，还不如在这里上班合算，在家门口就业早晚还可以与家人团聚，其乐融融。

　　聚焦镜头之二：“伟望”牌饲料帮助渔民增收致富。在伟望饲料加工厂，随着机器的转动，一袋袋“伟望”牌鱼饲料鱼贯而出，三台农用拖拉机正在装饲料。车主王亚林欣喜地说，“伟望”牌鱼饲料质量好，价格合理，自家养鱼30多亩，一直用“伟望”牌鱼饲料，去年底，亩平产鱼在2800多斤，收入相当可观。过去，村里人买鱼饲料要到外地，不仅运输成本高，质量也没有保障。他还说，伟望公司对加入渔业合作社社员购买鱼饲料的，不但有优惠，而且对困难户可以赊销，待交售鱼时扣除，方便了渔民，增加了渔民收入。

　　招商引资乐为媒

　　黄冈是投资的热土，龙感湖是置业的风水宝地。章杰在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为龙感湖招商引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以本人在龙感湖创业12年的亲身经历，说服同样也渴望扩大发展的同乡企业家，在他的感召下，福建及浙江两地三家企业于2010年落户龙感湖，现均已投入运营生产。湖北澳雕实业有限公司、湖北龙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湖北翠朗箱包有限公司共投资1.75亿元，年产值可达3.08亿元，为龙感湖带动就业600余人，为黄冈乃至湖北省经济事业添砖加瓦，书写着招商引资企业的发展新页，而章杰更是受到了管理区领导的赞扬。

　　把人生的追求与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探索出一条从攻坚克难到不断发展壮大的“伟望模式”。 伟望品牌的不断提升，伟望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也随之迅速壮大，章杰的产业兴农思路又有了新的发展。伟望(精武)科技工业园一期工程竣工投产后，他决定拿出公司的部分股权，吸纳部分农村养鸭大户以水面作资产在公司参股，让农民以股东的身份直接分享公司发展的成果，让伟望品牌承载着农民致富的希望在更广阔的市场翱翔。

　　龙头带动富万家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个人的成就不是成就，要多带动些人，把这片热土的经济发展起来，才是成就。

　　作为黄冈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排头兵，章杰领导的湖北伟望集团业绩可圈可点：积极引入ISO国际质量管理体系与ISO22000食品管理体系， 全面提升企业质效，企业固定资产由原来的300万元扩大到3000多万元;创办集团公司，企业资产总额达22517万元、年经营可达15000万元、利税9300万元;与武汉精武集团合作，创新投资28100万元，创办肉鸭繁育、养殖屠宰、深加工项目，仅此一项，可实现销售收入126500万元、利税6745万元;实施的“公司+水产养殖合作社+农户”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使600多个养殖户年增加收入1300余万元。

　　为了进一步完善该经营模式，公司加大设备投入，投资近300万元购置一套现代化饲料生产线，提高产品质量，通过提高饲料产品质量和免费提供技术服务，可使养殖户每亩降低养殖成本200元;对入社养殖户产品直销，减少经销商中间环节，每吨饲料可优惠400元;通过上述举措，公司每年使龙感湖及周边地区1.5万余亩养殖水面的600多个养殖户直接增加收入1300余万元，为龙感湖及周边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如今的湖北伟望公司年实现销售额15亿元、利润8000万元、税金1300万元。

　　“我们的企业离不开农民，企业发展了不能忘记带动一方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这是章杰经营企业的一贯理念。伟望公司投产的第一年，即2002年，公司为龙感湖及周边地区的养殖户垫付饲料3000余吨，价值700万元，较大程度地解决了部分养殖户资金不足的问题，2004年，公司被批准为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05年，公司被批准为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龙感湖当时首家省级龙头企业。

　　取之与社会，用之于社会。总经理章杰经常这样教导伟望的每一位员工，伟望集团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不忘回报社会，近几年来伟望公司累计为社会奉献爱心达200多万元，章杰先后荣膺黄冈市十大创业标兵、湖北省劳模、优秀企业家、福州市劳动模范。当选黄冈市政协常委。

　　章杰与伟望公司自落户龙感湖12年以来，不断发展壮大，一跃成为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为这块土地创造了财富，造福了一方百姓。这些成绩离不开章杰总经理辛勤的汗水，更体现了伟望集团走向强大的见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是章杰总经理勇于开拓进取及不断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尽管在事业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从不满足现状，并怀着一颗感恩之心，为龙感湖管理区经济繁荣发展继续拼搏着!

　　(罗玉蓉：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

　　武汉知青投身龙感湖农场纪实

　　万远骥

　　星转斗移.春秋更序。有些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淡忘了。但是，有些怀念是岁月不能抹去的，有些记忆是时光不能磨灭的，四月十六日和四月十七日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记忆的日子。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畅叙垦荒情谊，盛赞农场新貌，展望美好未来，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半个世纪的战斗历程，我们走过来了。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和业绩证实：生长在大城市的知识青年，能够在农垦战线上磨炼意志，施展才华，创造财富，铸就辉煌。正如龙感湖农场党委书记彭志伟在建场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评价的那样：“知识青年投身到龙感湖的建设热潮中来，奉献青春、奉献才智，在一片荒湖上创造了一项前无古人、永昭后世的宏伟事业，谱就了一曲曲辉煌的创业颂歌，抒写了一篇篇壮丽的时代乐章。”

　　磨 炼

　　“是那时，红颜青丝一轮下吴楚”。五十年前，即一九五八年的四月中旬，接待武汉知青的农场干部所描绘的美好图景，把我们带到了如诗如画的境地，我们认为，既然是国营机械农场，那一定是大有作为的地方。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在街道办事处下了户口，背起行囊登上轮船，顺江东下。当时的我们，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一样，一路上没有更多的留恋，没有更多的忧虑。船舱内，一片欢声笑语。到了总场.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排排简易房舍，偶尔从田野里传来了机器的轰鸣。然而，见得更多的是那空旷的荒湖和凹凸不平的泥巴路。龙感湖农场毕竟还处在初建阶段.站在百里长堤向东边望去，还有大片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眼前的荒芜与城市的繁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意识到，艰苦的日子还在后头。

　　初来乍到，一切都感到陌生。在我们中间，也难免产生情绪上的波动。有个别男生，终日郁郁寡欢;晚上，女生宿舍里偶尔传来哭泣声。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和不愉悦的心理反应是十分自然的，因为我们面对的现实与头脑中的美好想象形成的反差太大了，叫人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要想适应现实的生活环境，毕竟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波动就慢慢地消失了，我们思想中的主流还是积极向上的。

　　来场的第三天，我们就分配到不同的分场和生产队，尽管劳动和生活条件有所差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吃的是缽饭，睡的是草垫，住的是茅草屋，走的是泥路，干的是农活，这样的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说不苦是违心的，不现实的。但是，要想适应也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们和本地农工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吹响口哨就是出工的命令，食堂面前的旗杆上升起了旗帜就是收工的信号。我们没有半点拖沓，没有丝毫怠慢。晴天，烈日高照，我们戴着草帽到田里去扯秧、插秧，到地里去播种、锄草、收割;雨天，乌云密布，我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稻田里薅秧，在田埂上开缺口放水，也觉得别有情趣。春华秋实，我们获得了丰收的喜悦，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将这种喜悦写进日记里，也在写给亲人的信中抒发心中的激情，我们把这种喜悦和激情作为生命难得的记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风霜的洗礼，我们原来稚嫩的脸庞上渐渐抹上了一层紫铜色，手上也磨起了老茧。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垦荒者与本地农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

　　在生产劳动中，我们除了干些简单的农活外，还学会了施肥、耕田、耙田、耖田、丈量土地面积，掌握农药兑水比例等较难的活儿。劳动之余，我们也能跳进排干沟里抓起活鲜的喜头鱼;我们也能走进保管室手脚麻利地修理农具;我们也能帮着炊事员向炉镗里铲进几锹烟煤;我们还能帮助场部和生产队做宣传标语，办好宣传橱窗……这一件件往事至今还萦绕在我们脑际。

　　然而，前进的道路上也布满了荆棘和坎坷;在泥泞湿滑的田埂上挑秧，我们摔倒在田里;收割庄稼，我们割破了手指，插秧时，身上被牛蚂蟥叮咬;在水车上车水，有时失足掉下来;在堤坝上挑土，我们中暑了;在棉花地里打药，我们中毒了……这是在劳动中常常碰到的事。但是，这些并没有吓倒我们，我们从劳动实践中学会了劳动的技能，掌握了劳动知识，增长了才干。本地农工对我们也刮目相看了，劳动竞赛或插秧比赛，原来我们只是参观者，后来也成了参与者。有些比赛项目我们还争得了名次，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不少人被评为插秧能手、青年突出手、三八红旗手、先进生产者。五九年六月《湖北日报》记者杨柳在通讯报道中称赞女知青王巧云是“龙感湖畔一株杨”，被人们传为佳话，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龙感湖杂草丝生，钉螺密布，是血吸虫窝子。我们中间，有人染上了血吸虫病，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在农场首批血吸虫病人中，就有武汉知青。有的人甚至重复感染，已经治疗三四次了。由于各级领导十分重视，认真做好查螺灭螺工作，我们终于赶走了“瘟神”。

　　三年自然灾害也让我们经受了考验。请看一段真实记录：一九六零年冬，四分场场部食堂门前张贴一张醒目的公告：“今日午餐每人供应红苕三两，进餐人员先到后湖打一担蒿草然后开饭”。此时天上飘着雪花，我们几人结伴同行，艰难行走在湿滑的路上，不远处有一条排干沟，沟的上方用三根树塔成一座简易的桥，我们去时还算顺利，回来时，挑着一担蒿草过桥，那是何等艰难，弄得不好就会掉到冰冷的水中，我们几个人互相帮扶，总算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我们从条件优越的城市来到农场，外界环境给予我们的艰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没有过多的抱怨，相反，我们把战胜困难看成一种乐趣。有了酸甜苦辣，生活才更加充实，更加有滋味。

　　龙感湖建场初期，生活条件不够好，文体活动也很单调。本地农工在茶余饭后哼几句黄梅采茶调，我们都觉得别有风味，有时也学着哼上几句，但这些无法满足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劳动之余，我们把会台当作歌台，把稻场当作舞场，脸盆、汽油桶、竹板就是道具。奏起二胡乐曲，大家翩翩起舞，尽情享受劳动后的欢乐，陶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不少农工开始只是驻足观看，后来年轻的男女索性走进舞场与我们共享欢乐。由于我们坚持开展文体活动，大大丰富了农场的群众文体生活。农场的球赛和文艺汇演，武汉知青总是唱主角，打主力。

　　聪慧的天赋，活泼的性格，健强的体魄，精干的办事能力，这些优点和特长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逐渐成为异性追求的首要条件。从此，我们与本地职工开拓了联姻的渠道，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有的人将自己的配偶也转到龙感湖来，我们在龙感湖这块乐土上安家落户，成家立业，繁衍后代，我们这些来自江城武汉的垦荒者终于后继有人了。就在我们正逐步适应农场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的时候，社会上刮起了知青“回城风”。此时，武汉亲人们纷纷来信，苦心相劝，要我们珍惜青春，不要错失良机.早日返城;有的家长把武汉某某厂、某某单位的接受函也寄来了，催促子女早点回去上班;但这些并没有动摇我们坚持在农场干下去的决心，硬是顶着这股“回城风”坚持下来，而且一干就是五十年，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回想起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往事，我们心潮澎湃，激情无限，感慨万千!我们在龙感湖奋斗了一辈子，与那些只在农村磨砺了一阵子的上山下乡的知青相比，我们更加引以骄傲和自豪!

　　奋 斗

　　光阴荏苒，我们渡过了青春时代，逐步走向成熟阶段，正当步入中年时，我们十分荣幸地接受到总场党委组织主办的机械、医疗、教育、政工等方面的培训班，成为服务农业、服务农场、服务农工的主力军。

　　岁月悠悠，韶光流逝。“虽说平平淡淡，但也风吹雨打写春秋”。我们是平凡的人，做的是平凡的事，但我们从平凡的工作中体会到人生的真谛，历经五十周年的风风雨雨，使我们逐渐成长为既具有武汉城市市民的那种豪爽大度的性格，又具有中国农民那种勤劳、朴素、善良的品格的新一代垦荒者。

　　曾记否?大路上、田野里、打谷场上传来了机器的轰鸣。当我们看到机车后翻起的泥浪，机车后碾出的金黄的稻麦时，你可曾想到，是我们的女拖拉机手田金玉、孟凡聪、胡先琴、彭运芳手握操纵杆，驾驭机车驰骋在广褒的田野上，这在当时，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吧!他们以自己行动证实，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令人唏嘘不已!本地的农工们竖起大拇指，惊喜地说：“真了不起，闺姐也能开拖拉机!”更为可贵的是她们身怀有孕也不下机车，天寒地冻也不停车。每当看到周围的群众向她们投来赞许的目光时，她们也欣喜地笑了。

　　曾记否?坐在堆满财务帐本的桌子前，手不停地拨动算盘珠子，聚精会神地计算着收入支出帐目，为农场企业当家理财的不也有我们武汉知青吗?蒋厚森、叶家政、陈结东在财会工作上，数十年如一日，直至退休。

　　曾记否?在治疗室、会诊室、手术室、在X光室、在田头地边、在病人家中，我们看到那些身着白大褂、肩背医药箱的大夫们，他们不分昼夜，不论寒暑，风雪无阻地勤奋工作，他们发扬了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把许多危急病人从死神那里拉回来，给人们第二次生命，他们被群众称为生命的保护神、当代的华佗。这些医生是罗东强、杜清明、胡佐卿、钟克银、施后藩、陈汉泉、魏才记等，值得一提的是蔡彩云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她是医疗战线上“老劳模”。罗东强、胡佐卿两位医生退休后，仍然坚持坐诊，用自己掌握的医疗技术，为龙感湖病患者解除病苦。

　　曾记否?五八年下半年，农场筹建子弟小学，在我们知青队伍中，走出这样一批人：陈祖奎、陈启良、黄振度、陈兰珍、黄远俊、罗斌卿、万远骥、邱厚富、黄美文等，他们凭着一颗红心、两只手。用木板和砖头塔起课桌课凳，在简陋的教室里，面对几十双渴求知识的双眼，认真传道、授业、解惑。他们还承担了复式教学任务，为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为高一级学校输入了合格新生。

　　曾记否?在农场文艺舞台上，经常可以看到胡志芳的身影，虽然他己满头白发，仍然精神焕发地忙碌在舞台上，年轻时组建剧团，既当演员，又当琴师，还当导演，多次带团到省市参加文艺汇演。退休后，仍然热衷于文艺工作，在2007年全省农垦系统文艺汇演中，从广东赶回农场，亲临现场组织排练，使农场的参赛节目拿到大奖。张阳清在开办书店的过程中，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年长体弱的困难，往返于地市县与农场之间，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外面渡过的。关柱发、向继忠是我们知青中最早调入分场从事行政工作的。他们工作认真，干得有声有色;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知青中有个关秘书、向秘书。

　　曾记否?许忠平、邹祖文、辜道武、张忠斌等人，凭着敏锐的目光，聪慧的思考，果断的办事能力走上了行政和企业的领导岗位，他们认真领会党的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党的法令、法规，解决了工作上的难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证了上级指示的贯彻落实，为农场的建设作出了贡献，许忠平是知青中唯一进入农场核心领导层的皎皎者。

　　郭洪喜是我们知青队伍中唯一还在生产队的垦荒战士，五十年来，用自己的辛勤劳作体会到人生的幸福。退休后，仍然携子辛勤耕耘，他用自己学到的农业知识传给下一代，让下一代继承父业，继续为农场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

　　农场前任党委书记范定生在武汉知青来场四十周年的贺词中深情地写道：“四十年来，农场在历届党委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一片荒芜人烟的原始湖泊建成初具规模的国营农场，有你们的一份功劳和伟绩。在农场这块土地上，田野里留下了你们的脚印;工厂机械上面有你们的指纹;课堂上回荡着你们的声音;职工的胸脯上留下了你们听诊器的印痕;机关里有你们草拟的公文，你们不仅在各战线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而且也在实践中锻炼提高了自己，同时也为农场培养了人才。你们在农场成家立业，繁衍后代，把子孙后代扎根农场，这是多么可贵的啊!”看完这段文字，我们的眼前浮现出无数生动有趣的镜头，无数令人难忘的场面、无数有保存价值的瞬间，我们可以骄傲地向世人表白：是党培养了我们，是人民养育了我们，是农场养育了我们，我们要为龙感湖农场建设奋斗终生。

　　晚 情

　　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我们都是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我们对龙感湖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沧海桑田，荒湖巨变。现在的龙感湖何止是当年描绘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她已成了现代农业示范区、工业园区，机声轰鸣;畜牧发达，销往港澳;高速公路连接九州;城区建设井然有序;职工生活无虑无忧。说句心里话，我们都希望在这块土地上永远生活下去，长久展望龙感湖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的子孙也能骄傲地说：我们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是龙感湖的垦荒者，他们为龙感湖的建设奋斗了一辈子，他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农场的父老乡亲。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现在，我们都退下来了，在我们五八年老知青队伍中，大多数人鹤发童颜，老当益壮。每当晨曦初露时，公园的小路上，宽阔的广场上，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中有的练太级拳，有的练气功，有的练健身操;每当华灯初上时，他们又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别有一番情调，显得十分潇洒。

　　德国作家歌德有一句名言：“不断进取，生命就会永恒，一旦满足，生命就结束了”。我们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要为农场建设发挥余热，为我区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在医院的诊疗室里，依然可以看到武汉老知青们认真工作的身影;学校教室里，仍然传出武汉老知青们讲课的声音;田头地边，还不时听到武汉老知青们传授农业技术的话语;会议室里，依旧可以听到武汉老知青们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武汉知青是一支永远充满活力的队伍。

　　回忆过去，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信心百倍。龙感湖前进的足迹时刻牵动着我们的心，她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鄂东大地上。“现代农业立区、新型工业强区、开放开发兴区、全民创业富区”的二十四字方针正在得到实施，一个实力龙感湖、知名龙感湖、和谐龙感湖正在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政协龙感湖联络组供稿)

　　她们的名字是强者

　　石 泊

　　龙感湖，位于鄂东最南边，东邻安徽，面向九江，正处鄂赣皖三省的结合部。

　　传说在清朝末年，江西巡抚李鸿宾因割让九江“万洋街”获罪，皇上降旨将李革职流放。因不知到哪个险恶地方更能让罪臣得到应有的惩罚，皇上便垂询于众臣，有曰“严家闸(龙感湖西南最大土著村落)蚊子大如鸭，龙开河(龙感湖通长江水道，今名东港)蚊子大如鹅”，圣上便将李鸿宾流放到了龙感湖。

　　不难想象，当时龙感湖是一片多么荒凉的地方。

　　直到解放初期，这里仍是一片荒湖。一九五六年，党和政府决定在这里建设大型国营农场，龙感湖的历史才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大学毕业后，我在龙感湖工作了三年，更多地了解了她的过去和今天，深深体味到沧海桑田、一日千里的巨大变化来之不易。而妇女们在农垦建设中所付出的艰辛尤其多，迫使我不揣秃笔，要为她们写一篇属于她们的报告来。

　　一 复苏的土地

　　史载，龙感湖水患岁月，水行屋上，民处泊中。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动议”过修筑堤坝，建闸排灌，垦荒造田，但到头来，既不见堤坝，也不见涵闸，照样年年闹水灾……

　　解放初，这里依然是一片茫茫的水天。蒿草葳蕤，芦苇繁茂，荷菱丛生，野禽群栖，钉螺密布……

　　一九五六年，在这片被遗忘的水乡泽国，迎来了新中国的第一批拓荒者。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支拓荒者的队伍中，走着一群尖脚妇女。她们刚刚放开裹脚布的脚，走起路来是那样坚定，那样稳定。正是由于她们，龙感湖的沼泽泥泞中才留下一串别样的足迹……

　　十五世纪英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莎士比亚说：女人的名字是弱者。而中国十五世纪的理学家却赤裸裸地说：“女人不是人”。

　　是的，中国女性中父权、夫权、神权、族权四根绳索的逼迫下，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了漫长而黑暗的世纪，终于赢得了解放。但是由于罪恶历史的遗孽——那双尖脚却要伴随她们走完整个人生的历程。

　　实难想象，在龙感湖这片荒滩泽地，尖脚妇女走过了怎样一段艰辛的历程。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龙感湖建场初期，人们搭茅房、住水窝，住在家里也不能穿鞋，坐在床上都可以洗脚，不论是天晴下雨，出工只能打赤脚，地上根本没有路，尖脚妇女们举步维艰，龙感湖的路真比蜀道难啊!

　　下湖做事，跳沟过缺，搞不好就要掉进烂泥沟里。掉下去了，大家哄然一笑后，便手拉着手，慢慢地拉起来。

　　现任农场工会副主席的陈金梅同志，想起当年，不无感慨地说：“那时，走一脚路都难啦。”

　　信哉斯言。但尖脚妇女们毕竟在没有路的湖沼里走过来了，虽然走得那么艰难!

　　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们如何在水田里插秧、薅草、割谷，为此，我采访了建场初期的妇女劳动模范——蒋先枝。

　　随便聊起来，把老人的思绪带到了三十三年前。

　　老人告诉我——

　　建场初期，农场田多劳力少。挑堤开沟、犁田整地够劳力忙的了，插秧、割谷自然成了妇女的活计。农活“三弯腰(割谷、插秧、捡棉花)”全是我们妇女做的。那时妇女刚解放，很红火。有句口号叫“男人能做到的，妇女也能做到。”我们尖脚妇女一来就是打湖草，大家坐在脚盆里，用镰刀一把一把地割，真是提心吊胆。

　　薅草本来不是一件难事，但我们一双细脚，拔不动牵拌的草蘖，脚钻进泥糊里，拉也拉不出来。没有办法，只好跪在田里，用手扯，往前爬……

　　那时不像现在，水稻直播，飞机打药，机械收割，那里的活计全靠人做。插了早稻插中稻，插了中稻插晚稻。插秧要插到八月，割谷要割到腊月。一年四季浸泡在水田里，指甲都烂掉了，皮肤都浸腐了。

　　……

　　听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感叹：“你们太辛苦了!”

　　但是，老人却平淡地说：“习惯了，也没有什么，都一样，做哪样事都得吃苦。再说，也只开始上十年，后来就好了。”

　　我感动得泪流下来了。中国妇女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二 牛车拖来的梦

　　如果说尖脚妇女从家庭走向田野是历史给妇女解放带来的必然阵痛，那么，大批的知识青年从城市涌进农场，支援农垦建设乃是时代的另一壮举。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傍晚时分，一位老队长扬着一根长鞭，驭着一辆牛车，颠颠簸簸朝第六分场走去……

　　我们年青人，

　　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

　　哪里有我们。

　　……

　　车上坐着几十名武汉知识青年，一边引吭高歌，一边欣赏着秀丽的湖乡景色。

　　第一次坐上牛车，第一次欣赏到田园湖泊的风光，真是太富于诗情画意了。前几天，龙感湖农场副场长余剑波同志在武汉各大中学的演讲声仿佛又回荡在耳边——

　　“同学们，我们农场座落在美丽的庐山脚下，与九江市隔江想望。地肥水美，人在绿中走，鱼在水中游。”这块土地期待着你们，那里的人民盼望着你们。他们渴望知识和文化，他们急需要培养自己的农技师、畜牧师、会计师、拖拉机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美好前景需要你们去实现。你们不是很爱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请到那里去吧，把自己锻炼成铁，锻炼成钢!……

　　同学们睁着一双双单纯而质朴的眼睛，听着余场长的热情“召唤”，血在奔流，激情像火一般在燃烧。谁也阻挡不了他们踏上龙感湖这块土地的决心。

　　这不，牛车上正在唱着的那个“小胖子”才十四岁，生怕不合格，背着父母在填表时偷偷加了两岁。

　　那个扎小辫子的女孩，才十五岁，在爹妈面前还奶声奶气的，可是前几天硬是背着爹妈报了名，临走，还不让爹妈抹眼泪。

　　啊，还有游大芬、华清香、刘翠兰……许多已叫不出名字来了，她们中最大的不过十六岁。

　　就这样，牛车拖来了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到一九六二年止，连同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两批先行者，龙感湖的知识青年人数已达一千八百多人，其中女知青近千名。

　　但是，她们并不曾想到，当一阵喧嚣的锣鼓声把她们迎进了场门，一阵令人激动与陶醉之后，每个知青分到一捆稻草、一只斗笠、一件蓑衣时，生活的画卷是怎样严峻地向她们展开——

　　听说知青来场了，生产队同志连忙把牛从牛棚里牵出来，将牛粪收拾干净，算是腾出了一间集体宿舍。

　　这是一幢用高粱秆、芦苇秆缠着稻草、糊着泥巴的茅棚。夜晚，黑沉沉的旷野，朔风穿堂而过。天晴尚可，下雨了，天上飘飘洒洒，屋内滴滴咚咚。姑娘们已无法入睡了。于是她们用了全部容器：脸盆、饭钵、茶缸……去接那滴滴咚咚的水珠。

　　一天夜里，外面一阵修长的声音传来——“ha er(下雨了)”，姑娘们一惊，什么?下儿了，谁生孩子?于是一涌而出，跑去看究竟。最后被淋得落汤鸡一般。回到宿舍一看，被褥、枕头全泡在从茅草上滴下的酱油般的水里了。不知是谁哇的一声哭了，紧接着大家都哭了，又不知是谁开了句玩笑，大家又破涕为笑。就这样，哭了笑，笑了又哭，直到天明。

　　劳动开始了。

　　农场先照顾她们做些旱地活。拣棉花算是最容易的事。她们系着棉袋，背着背篓下地了，还一人唱，众人和，好不开心。谁知，拣着拣着，时间一长，纤纤玉手，已被棉花壳划破了道道小口，渗出了殷红的血迹。于是唱着唱着，忽然哭了起来。

　　当年这些“知识青年”，如今已逐渐变为“知识妈妈”、“知识奶奶”了。一位已经抱了孙儿的幼儿园老师向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不知日子是怎么过的，回想起来，有痛苦，也有欢乐。白天劳动累得筋疲力尽，晚上还经常为农工演一些自编、自导、自演的小戏。敲着饭盆、磕着竹筒当乐器，说不上艺术，倒也开心。有时往返路程几十里，并不知疲倦，一路上说说笑笑就到了。”

　　也许，正是那些磨砺，生活才变得更有意思。

　　现在还在青泥湖分场桥北生产队劳动的华清香，就是当年在牛车上唱得最欢的姑娘。后来她与当地一位农工结了婚。但命运没有给她厚爱，丈夫长年患病，负债累累。于是在武汉工作的兄弟姐妹为她四方奔走，办理回城手续，但是一次、两次、三次……都被她拒绝了。她不愿意接受姐妹们的恩赐，她要用汗水创建属于自己的家园。她承包了十四亩耕地，养鸡、养猪，年收入达万元。如今做了楼房，买回各类家用电器，还学习城市生活，做纱窗、铺地毯、决心与城里姐妹比高低。后来她特意回城去把七旬老母接来看看，母亲来后连连称赞：“还是你比他们强。”

　　采访中，人们告诉我，在东港边，有一块无名高地。那儿衰草萋萋，里面有人永远地睡着了。她用汗水换来荣誉，农场职工永远不会从心目中抹去她的名字——曾桂娣。

　　她当时是全场“十面劳动红旗”之一，曾上京参加过国庆十五周年观礼。“文革”初期，她被打倒了，后来她跳进了波涛滚滚的东港……

　　人们按照她的遗愿，把她埋在龙感湖，上千人为她送葬。

　　后来，人们从她的遗书中听到了她心灵的呼喊——“我爱这片土地啊!”

　　三 荒湖作证

　　场部为了便于我采访，给我排列了一串劳动模范的名单，细细品味，我不免有些困惑了，真正的劳动模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汗水?意味着智慧?意味着“傻”?恐怕很难品评。我只好任选几名如实地记录下来。

　　三八红旗手

　　朱玉莲十四岁时来农场，还是一个瘦小、文静、不起眼的黄毛丫头，谁也没有注意她。

　　插秧季节到了，谁也没有想到她露了一手，一天插三亩多，又快又好，不啻于一部“插秧机”，男人们望尘莫及，女人们自叹弗如。

　　好苗子!

　　可插秧能手又有插秧能手的“坏”处。田埂边最难插的第一趟秧，就非她莫属了，她这是多年来不成文的规矩，也是对那些插秧能手的“推崇”。如果有一天，被一个人插“笼”住了，就再莫想插那第一趟秧了。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朱玉莲从没有让谁夺走“第一号插秧能的”的称号。累不累?这要问吗?下田躬腰，朝后一望，一垄田望不到尽头，上晒下蒸，不是滋味。

　　有时，真想像男人一样，躺在田头抽根烟，轻松轻松。一天歇工的时候，一位男工开玩笑，递一根烟给朱玉莲。朱玉莲笑着吸了一口，“确实有味”朱玉莲心想，但一个姑娘家抽烟，要被人笑话，她假装呛着了，咳了两声，把烟丢了。

　　“朱玉莲不怕吃苦，很会做事。”大家说。

　　几年功夫，她像男人一样，农活“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犁耙滚耖、撩秧下种、插秧割谷，凡是脏活重活，都由她承担。

　　一九六六年，在党的生日里，朱玉莲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二十几年过去了，农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玉莲也多次被评为省、地、县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优秀共产党员。一九八三年，她被全国妇联命名为“三八红旗手。”

　　但荣誉只是荣誉，朱玉莲不像有些人，荣誉已经换成了“红翎顶子”。朱玉莲依旧是一名生产小组的女工。

　　儿女经常嘀咕：“冇见过你这样的党员，也冇见过你这样的劳模，混了大半辈子，儿女还是在泥巴田里。”

　　朱玉莲顿时火了，教训儿女“有出息、有本领自己显，吃父母本钱有什么意思。”

　　说得子女哑口无言。

　　扼住命运的人

　　范安华，当初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做，但是她很幸福，她有一个十分能干，又十分体贴她的丈夫。每天下班回来，等待她的是热茶、热水和一桌香喷喷的饭菜。夫唱妇随，和睦相处，可算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七八年，病魔夺走了丈夫的生命。突然之间，范安华只觉得天坍地陷，眼前一片昏暗，她几乎再也站不起来了，她在床上整整躺了一个月。

　　下地回来，再也见不到热饭热菜了，再也见不到那张熟悉的脸了。她哭啊，喊啊，喊她的丈夫……

　　但是她终于抹干了眼泪，直起了腰杆，她站立起来了。

　　一九八0年，改革的春风吹皱了雷池碧水。龙感湖人开始闯岭南，寻求致富之门。他们在深圳这个刚刚开放的城市创办起一家填鸭场。

　　创业是艰苦的。牧鸭人风餐露宿，白天在清水湖畔放养鸭群，晚上在“鸭划子”上睡觉。许多人吃不了苦，卷起铺盖，又回到农场。

　　哪里黄土不埋人?范安华心想。她仿佛看到了生活希望的曙光。她让大姑娘在家看护着儿子，毅然踏上了岭南之路。

　　几经沉浮，苦尽甘来。龙感湖深圳填鸭场发展成年产值千万元、获利百万元的外向型企业，范安华手头也有了可观的积蓄。一九八八年，她花了一万八千元做了一栋楼房……

　　千千万万的男人做不到的事，范安华做到了，生活再一次在她的脸上绽出了笑容。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范安华不正是这样才获得了成功么?

　　“先富起来”的人

　　青泥湖分场的尹良英，是个穷得响叮当的贫困户，历年超支四千多元。

　　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场改变了种植业产品结构，鼓励家庭农场发展林果业。尹良英和丈夫商量承包了十四亩果园。

　　一九八六年，她家里果园纯收入六千余元，摸着这一摞钞票，夫妻喜不自胜，数了一遍又一遍。

　　仿佛是梦，她俩生活了大半辈子，还从来冇见过这么多的钱呐!

　　第二天，夫妻俩一起把欠款还清了，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搬掉了。

　　尹良英沽了一瓶酒，炒几个菜，庆贺人生的第一次过上舒坦的日子。

　　由于兴奋过度，乐极生悲，尹良英的丈夫脑溢血猝然去世。

　　命运总是捉弄那些善良的人们。

　　尝过贫穷滋味的尹良英，再也不愿回到过去的日子里，她紧紧地抓住命运的缰绳。

　　第二年，她日夜照看着果园，为果园施肥、松土、整枝，到秋天，硕果挂满了枝头。

　　她终于走进了“先富起来”的行列。

　　十七分之一

　　当海南建省成为最大特区的消息传遍祖国大江南北后，龙感湖人捷足先登，踏上了天涯海角路。龙感湖第一批赴海南的十七个开拓者，陈景圆是唯一的女性。

　　武昌火车站。客运列车超载，十几个小伙子第一次出远门，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陈景圆把十几口沉重的旅行箱搬上火车，骨子像散架了似的。上车后，她感到肚子痛，当列车上广播员帮助找人的时候，她正在医务室小产……

　　海南，她从没有去过。只听说海南蚊子多，又是台风又是雨，没想到情况比这还糟。

　　没有电，没有房子，没有床铺，临时搭个棚像厕所。

　　一天，陈景圆正在洗衣服，一个陌生男人钻进来，陈景圆以为是小偷，便惊问：“哎，干什么?”那男人一看是女的，不好意思地说：“我以为这里是厕所。”说着，掉头就跑。

　　短短的几天，龙感湖在海南挂起了“龙感湖禽畜产总公司海龙分公司”的牌子，开始在海南发展养鸭、养鱼业。

　　一次，海口市常留乡的的鸭子发生疫病，特派人来敬请高手。

　　当时，陈景圆正好在做饭，她赶紧将湿手在围裙上擦了一把，准备立即出诊，哪知来人瞧不起我们的这位“杨排风”，竟大声大气地喊了起来：“叫女的去做么事哟。”并连连咕噜地说：“女的，女的。”陈景圆淡淡地笑着说：“先去看看再说吧!”

　　来客无可奈何地带着陈景圆到了鸭场。

　　这位“杨排风”看了看鸭病，于是对症下药，还怎长怎短地论道了一番。果然，几天后鸭子的病好了。那位来客到海龙分公司连连说：“真看不出来，真看不出来。”

　　公司经理回答说：“你也不想想，没有两刷子，还敢出来闯江湖。”

　　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龙感湖的龙系鸭就在海南叫响了。陈景圆也着实赚了一笔。

　　尾 声

　　当我把满满的一本记录摆在面前时，已经茫然了，我该怎样描写她们呢?

　　傍晚，我漫步于百里长堤，苦苦地思索着。忽然，一只大手在我背上轻轻地拍了一下。我回过头来，原来是总场党委副书记许忠平同志。他冲我笑了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顿时，我仿佛心中一亮：许书记，这位首批加入农垦队伍的武汉男知青，如今已是全场顶梁柱。对，我早该向他请教了。于是，我们并排走着，开始交谈了起来。

　　许书记深在感触地说：“不容易呀，实在不容易!这百里长堤，十四万亩良田，八千亩水面，是成千上万农垦战士改造旧山河的壮举。回顾几千年的创业历史，真是惊天地、泣鬼神。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先后都有许多作家想写出一部《荒湖巨变》来;如今八十年代，荒湖才是真正巨变了。全场七个分场，四千多家庭农场，养殖、化工、纺织等五大集团公司，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国营农场已经初具规模了。当年牛车上的梦幻已变成了现实。我们这一代知识青年也算是真正的扎根派了……”

　　“许书记，”我打断了他的话，并表明，我想报告的是妇女。

　　许书记更激动了，说;“那太好了，全场七千名女职工，从尖脚女子荒湖开篇到几代女知青艰苦创业，再到八十年代妇女承包家庭农场，还到深圳、海南、无疑得出一个千真万确的结论，她们的名字是强者!”

　　啊!顿时，我获得了灵感，急忙打开了笔记本，记下这个显赫的标题——

　　她们的名字是强者!

　　(政协龙感湖联络组供稿)

　　上海知识青年支援南湖农场建设记

　　黄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1958年5月14日，中共上海市委和共青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教委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通过志愿报名，动员组织了288名上海知识青年赴湖北黄冈南湖农场参加农场建设。南湖农场党委书记霍贵福、机务队支部书记刘成元专程到上海迎接，中共上海市提篮区区委干部徐骏随队陪送。

　　当时，南湖农场是刚由劳改农场移交给地方管理、初建的垦荒农场，荒湖野草，钉螺密布，血吸虫肆虐，没有大路通达，一片荒凉。遇到天下大雨，场区和周围2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几小时内就会发生严重内涝，排涝抢险是家常便饭。上海知青被分配到各生产队参加集体劳动，住茅棚，吃老腌菜、糙米饭，生活十分艰苦。他们是一群朝气蓬勃、胸怀壮志但无农业生产技能的青年人，离别上海的亲人来到南湖农场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上海知识青年到农场一年后，就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并经历了 “四清”、“文化大革命”、 “学大寨”等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运动。

　　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知青们不仅学会了农业生产技能，还磨练了意志，战胜了想逃离农场甚至轻生等一些思想念头，克服了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在南湖农场深深扎下根来。他们在地方党组织和农场党委的领导下，与农场全体干部职工一道战天斗地，顽强拼搏，辛勤劳动，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消灭了血吸虫，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把南湖农场这片沼泽地建设成黄州的鱼米乡，并逐步发展成为教育区和新兴工业园区，欣欣向荣，尽显生机。

　　20世纪90年代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南湖农场进行体制改革，大多数上海知青进入中老年期，工作和生活再次经受考验。各级党委和政府认真落实国家政策，知青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每户可有一个子女回沪就业求学。从2000年起，凡符合条件的退休知青可回沪定居。2002年，有23户、25名知青享受了低保待遇。2004年，38名知青全部进入社会保险或剥离归并。

　　截止2007年，当初来到南湖农场的上海知识青年中，除返沪、参军、投亲靠友外，仍留在农场落户的还有42人(已故10名)。此前，大多数上海知青先后被安排到场部、学校、医院、机务队、电站、综合厂、砖瓦厂工作或调到场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为南湖农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是上海人民的使者，其艰苦创业的精神将永远留在黄冈(黄州)大地上，成为上海、黄冈(黄州)人民团结、友谊的历史见证。

　　寻访黄州南湖第一代拓荒人

　　熊安平

　　在长江与巴河两水汇合的古城黄州东南边的南湖，是国营南湖农场， 面积18.33平方公里 ，有 9个生产队。当年这里是一块白纸，五十多年来，全国各地来到南湖的建设者，把一片杂草丛生钉螺密布的南湖描绘得景上添花，如今是开发的热土，一座座新兴的工厂正在建设之中，南湖不会忘记第一代拓荒人，历史不会遗忘的功绩。

　　在黄冈南湖的第一代拓荒人，如今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看着他们伛偻的身子，满脸沧桑的皱纹，让人感觉那似乎就是写满了他们开发南湖的人生经历。

　　南湖过去是一片荒滩，没有人烟。解放后，全国各地建设者来这里开发治理，其中有来自黄冈本地，还有来自上海、河南、四川、安徽等地。多少年过去了，荒滩变良田，如今是开发工业园的热土，这里流淌着第一代拓荒者的辛勤汗水，也有他们丰收的喜悦。他们不少人在这里生根开花，奉献一生，还有的长眠在这块土地上——

　　刘正明，今年82岁，马曹庙刘家冲人，1957年来南湖，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的工作小组长。他说南湖当时是一片荒滩，到处长着芦苇，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大约有3万亩。为响应国家号召，开荒种粮，首先就要治理沼泽地，做大堤，修水渠，当时没有机械，都是人工用肩挑。凌晨3点钟起床，晚上九点才收工，两头不见天。早上起来一头白霜，大家累得两腿的泥也顾不上洗就和衣而寝，倒头在床就睡着了，吃的是萝卜，这样一干就是六七年。

　　汪应春，今年67岁，1960年来南湖。当时他还只有13岁，是逃荒讨饭过来的。他说当时家里人口多，没有饭吃，就只身一人无目标的讨饭，在武汉青山农场看见一群放鸭人，就主动帮他们做事情。他们看见他是个小孩子，又勤快又讨人喜欢，就留在那农场一年多，后来农场撤了，他又走上了讨饭的路，一路讨到鄂城，在鄂城帮人放鸭，放鸭到南湖后，就留在了南湖。

　　他描述当时的南湖，就像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洪湖一样，船走进芦苇不知道方向，到处都是沼泽地，一望无际的荒滩。后来修排灌站、修水渠，沼泽地得到了改造。那时吃的苦，是现在孩子所想象不到的。到如今他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本色，尽管家庭条件富裕了，仍然不抹牌，不浪费。他还教育在外地工作的两个儿子，要保持勤劳和农民的本色。珍惜新社会新中国的幸福生活。

　　郑祖林老人，今年83岁，口齿不清，原一米八几的身个，因中风现只能坐在藤椅上。见有人与他聊天，十分激动和高兴。他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他们如何在南湖劳动、生活，当说不清楚的时候，就用很不灵活的手比划着，说到动情处，还不时抹眼泪。

　　他说，当时没有塑料套鞋，都是赤脚，冬天脚上满是血口，他人高马大，做大堤的时候，总是推着250多公斤的重车，一天干到黑。两不见天，吃的是青菜粥，每天都是一身汗水。说到今天南湖的变化，他又激动起来，像孩童。让在场的人也很受感动。

　　杨树德，今年74岁，河南人，夫人是上海人，也是支援南湖建设来的。他当初来南湖，只有17岁，一起300多人从河南坐火车来到武汉，再乘船到黄州，下船后，走到南湖，看见是一片荒滩，心里的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当时上海也来了近300名学生，有男有女，都是来支援湖北建设的，南湖当时没有路，一片水草。条件实在太艰苦了，不少人受不了，后来陆续走了一些。杨树德力气大，劳动很积极，1962年加入了党组织，还担任过团支书，经人介绍和上海来的姑娘陈记芳结婚，生有二女一男。当问及恋爱婚姻，他很坦率地说，我是农村来的，只读了两年书，女孩陈记芳是大城市来的，家庭条件也很好，书比我读得多，但是到了这个艰苦的环境里，回不了家，也只好在南湖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了。

　　在寻访中，终于在南湖学校找到了来自上海74岁的严留荣老人，他的讲述思路清晰，他当时是来自上海的唯一的高中毕业生，来前是上海广播学校的辅导教师，还是当时来南湖的负责带队人，他说上海到南湖一起来了288人，其中有97个女生，年龄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6岁。当年来的都要写申请志愿书，经过组织审查批准，他至今还保存着来南湖报到泛黄的的“上海知识青年报到证”。他描述当时的情况真是感慨万千，说南湖当时是钉螺密布，杂草丛生，血吸虫的重灾区，有这样一首歌谣“一进百丈嘴，男女都欢喜，女的怀十月，男的怀到底”，他们当时来的288人，就有219人患了血吸虫病，还有个南湖的顺口溜“早上来一百，晚上跑的冇得”，可见当时的恶劣环境，艰苦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他还告诉我，上海来南湖是1958年5月14日，是他们的纪念日，到现在健在的还有36人，他们每年的5月14日都要组织在一起聚会，畅谈人生，畅谈南湖的变化。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上海的老人就来了3个，他们是70岁的钱国伟老人，77岁的徐国彬、73岁的陆秀兰夫妇，他们涛涛不绝的争着讲述，生怕说漏了什么，有多少的话语要倾吐，有多少的心事要诉说，他们还说从省到地方的档案中至今还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我想，共和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黄冈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南湖永远是你们的第二故乡。

　　还有熊吉海夫妇，1957年来南湖，还有77岁的童少甫，71岁的邓曙东、75岁的郑继明，他们都有相同的经历，住过芦苇和泥糊的工棚房子，到下雨天和外面一样，吃的是萝卜野菜，做的是苦活重活。这不由让人对这些老人产生敬意。当问到对今天南湖的变化有什么感想时，他们都是用最淳朴的话笑着说，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历经沧桑，南湖的变化凝聚着几代南湖人和拓荒者的心血和青春，岁月无情，曾经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回首往事，他们感慨万千。

　　第一代从四面八方来到南湖安家的拓荒人，他们扎根在这里，这里是他们的归宿，到如今第四代人已经出生了，而我们要说南湖的今天，他们真是功不可没!他们是南湖历史变迁的见证人!

　　衷心祝愿第一代参加南湖建设的老人们，健康长寿，安享晚年!

　　(熊安平：黄州区第一中学)

　　广济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简述

　　张志良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农民普遍分得了土地。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农民世世代代有田种，土改后，即着手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工作的全过程就是组织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我县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大体经历了由组织互助组到建立初级社，再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三个阶段。现按各个阶段发展情况简述如下：

　　互 助 组

　　1952年春，在中共黄冈地委工作组帮助下，我县组织起新港乡游海贵农业互助组，全组由5户农民组成，农忙时进行换工互助。次年经过整顿，发展到6户，拥有耕地43.8亩，男女劳动力16人，互助活动由原来临时单一的劳动互助，发展到劳力、技术、耕牛、农具、生产资金等多种项目的互助。这一年通过互助生产，战胜了单干时未能解决的许多困难，并推广了棉花良种岱字棉，亩产籽棉403斤，水稻亩产560斤。粮、棉产量分别比上一年增长38%和14%。冬闲又开展副业活动。一是由组筹集资金购买一台轧花机搞棉花加工;二是将自产花生运往武汉出售，并带回一批草帽、鞭炮之类的货物在当地销售，年终共赚得副业收入900余万元(旧币)，除组里公买2头耕牛、8架喷雾器外，还每户分得现金60余万元，第一次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全县各乡都开始组织临时性互助组，1952年夏已建组2299个，参加互助劳力19500余人。在秋季抗旱中参加互助劳力达35000人，水车11500余部，提水灌溉田地8.3万余亩。1953年，经过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掀起了组织农业生产互助高潮。年底，全县有各类互助组7119个，参加农户39095户，占总农户的45.7%，其中常年互助组1779个、10638户，为进一步发展农业合作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人们称这些互助组为“社会主义萌芽”。

　　初 级 社

　　1954年春，县委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问题的决议》，采取“典型示范、树立旗帜“的作法，首批试办了三个初级农业社，即一区白岳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四区新港乡“朝阳”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区樟树下乡“日新农业生产合作社”。

　　至1954年6月，全县经过三批试点，共试办九个初级社。这些社大都由骨干力量强、互助基础好的互助组组成。入社时，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由社员申请并经过批准，将土地及耕牛农具入股。入社后，土地由社统一经营，并评定产量参加分红(一般按土地分配当年纯收入的25—30%);耕牛农具由社统一折价按劳力分摊股金;另外还交纳一定数额的生产费(如种子、肥料等)股金;生产建设、财务收支，由社统一制定计划并组织实施;劳力由社统一支配，并实行分组作业、因人派活，同时给每个劳力评定底分，贯彻“按劳取酬”原则，每天按各人劳动情况评记工分，年终按照实做工分参加收益分配(一般按劳分配纯收入的70-75%)。随着集体生产和财务活动的开展，这批试点社还民主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农业社的各项管理有条不紊，生产热气腾腾，对社外群众产生巨大的吸引作用。是年冬，县委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定“以乡试办，普遍插旗”，并结合冬季生产和农田水利建设活动，动员一大批互助组转为初级社，“建立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至次年五月，全县133个乡有93个乡试办了初级社，共计办社222个，入社农户4375户。据年终总结，这批社都办得很成功，农业社的粮食、棉花产量都比社外群众要高出20%左右。但在这段期间，由于发展步子过分稳重，以致有16个社未经批准而宣告成立，后被称为“自发社”，动员他们转回到互助组。

　　1955年7月，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专门学习这个报告，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后，加快了发展步伐。会后组织大批干部下乡，深入发动群众，迅速掀起办社热潮，年底，全县共办起初级社1648个，入社农户达77604户，占总农户的90.8%，并有部分初级社开始向高级农业社转化。

　　在大力发展初级社过程中，发现部分贫困农民由于缺少耕牛农具，交纳不起入社股金，被拒之于社外，县委县人委及时商定，由银行发放合作基金贷款，扶持22879户贫困户交纳了股金，为他们解决了“入社难”的问题。在这段工作中，也由于在发展速度上要求过急，在少数乡社曾露出强迫较富裕农民入社的错误苗头，如双城乡某社以解决“插花田”问题为借口，将社的坏田调换单干农民的好田，变相地逼着他们入社，引起这部分农民的严重反感。县委发现问题后，及时纠正了这一偏向，使运动健康发展。

　　高 级 社

　　1956年2月，县委又一次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初级农业社的“升级”问题。会后，层层贯彻会议精神，社社蕴酿“升级”，很快形成组建高级社热潮，三月，全县建立高级社403个，不久发展到521个，年底全县原有1648个初级社集并成625个高级社，入社农户扩展到82906户，占总农户的97.2%，其中渔业社2个，入社渔民144户。至此，全县基本实现高级农业社化，亦即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在经济政策上和经营管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首先是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分红制度，社员原来入股的土地己无偿的归高级社社员所公有。农业社每年应分配社员的纯收入，全部按照社员劳动工分分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接其劳动数量和质量评记工分，多劳多得。

　　其次是社的组织规模扩大了，一般由近百户或数百户组成。从有利生产出发，高级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高级社本身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机构，社以下划分若干生产队或称分社，为直接组织生产单位。据1957年春统计，全县高级农业社数，最后调整为460个，所属生产队(或分社)3370个。

　　第三，为了加强经营管理，高级社对所属生产单位实行“三包”管理制度。一是“包产”，即按照各队土地面积和各项农作物种植计划，承包产量和收入任务;二是“包工”，即按照种植计划各项农活需工数，由社付给工分参加收益分配;三是“包投资”，即按照完成各项包产指标所需种子、农药、肥料等生产费包付投资，年终按照“三包”结算分配，超产奖励，减产赔产。“三包”管理制度在全县普遍推行，有效地加强了生产单位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对调动集体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县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由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运动发展健康，改造成效显著，经过短短四年时间，不仅将全县60余万亩耕地由农民个人所有转变为农民集体所有，而且充分调动了农民集体生产积极性，不断显示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据统计，1953—1956年完成农业合作化期间，全县粮、棉、油总产量逐年增长，而且有的项目增长幅度很大。

　　(武穴市政协供稿)

　　我在一九五八年亲历的几件事

　　余彦文

　　1958年，我就读罗田一中高中部二年级，所在的二班由校长丁济川兼班主任，我因得到他的器重和推举，既当班长、团支部书记，又充学生会宣传部长、校团委宣传委员，有关宣传鼓动之事，高二班首当其冲。当时叫得很响的新辞汇及标语、口号，继1957年的“大鸣大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蛇出洞”、“反右派斗争”后，复出“敢想敢干”、“赶英超美”、“吃饭不要钱”、“小湾并大村”、“办大食堂”、“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要做火车头，不做小脚女”、“深耕密植夺高产”、“土法大炼钢”、“放卫星”、“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总路线万岁”等等。随之，通过学校领导、班主任、政治教师、学生会及团委干部的鼓吹，有的变为师生的狂热行动。

　　我亲历、亲见的典型事例有以下几件：

　　参加《畅想共产主义》演讲比赛

　　这年9月初，郭沫若《共产主义畅想曲》传到罗田一中。校领导决定以《畅想共产主义》为题，紧扣“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举行演讲比赛。比赛分三步，第一步，年级初赛;第二步，全校试赛;第三步，县委宣传部、罗一中、团县委联合主持在县府大礼堂决赛。我虽然短于言辞，不善口头表达，但因想象力丰富，讲演辞优美，故此三讲三捷，夺得全校第一名。我的讲辞贴近当时的浮夸风、大话风、共产主义空想风，颇具煽动性，赢得阵阵掌声。兹录两段如下：

　　“龙腾虎跃震华夏，万紫千红总是春”的佳气笼罩赤县神州，七亿人民吟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句，唱着“社会主义金光道，齐与时间赛跑”的壮歌，乘着宇宙飞船，进入金镶玉砌的共产主义大门。马克思、恩格斯张开朝霞般的笑脸，鼓起春雷般的掌声，喊道：“聪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欢迎你们提前来到这个没有国界，没有贫富，没有尔虞我诈的人类最美好、最富饶、最幸福的佳境!鉴于你们是第一批到达的主人，我俩特在不设围墙、四季如春的大花园里摆好伶俐儿童宴、博通师生宴、天才学者宴、多采青年宴、全能壮年宴、美丽姑娘宴、慈祥母亲宴、万福彭祖宴为之接风洗尘。从此，这个广博、开放的园地任凭你们发挥聪明才智，尽心美化、调控自然、社会，使之成为世界大同，人类共趋的天堂。你们的后代必将成为用人类全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

　　自是，中华儿女参照马恩设计的完美共产主义社会蓝图，加上自身神奇的独创，并以超常的规模和时速，进一步开展各项建设，用温和巧妙的手段，进行人类关系大调整，使之变成和睦的大家庭。从而呈现不论边疆内地，毋分城市农村，处处高楼大大厦，处处美丽花园，处处莺歌燕舞的景象;出现不论红黄黑白人种，毋分高低贵贱，个个亲密无间，个个谦谦君子，个个大公无私，整个社会高度进步的局面。它，经济空前繁荣，交通十分发展，物资极大丰富，真正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科技非常发达，居里夫人成千上万，风云雨雪任人调控，工农生产但按电钮，体脑劳动完全变为人的第一需要;它，文化无比昌盛，人人通今博古，人人皆善琴棋书画，人人会诗文创作。同时，电影屏幕，戏曲舞台进入每个家庭，能文能武，一专多能，全面发展再不是少数人的专利。“止戈为武”，全民心想事成，皆成尧舜，自然与社会高度和谐的清平世界就此到来。从此，年年稻麦垂双穗，岁岁桃李累同枝，日日凤栖门前梧不再是奇迹。人们自驾飞船周游寰宇，大众与嫦娥、七仙女同台歌舞也不再是神话……这就是我畅想的共产主义。

　　深耕密植典型试验

　　10月初，罗一中部分师生到三里桥、十里铺等生产大队参加深耕密植田间劳动归来，由学校动员，我们班先行，开展校园深耕密植典型试验。

　　当时，学校教学区左侧有条麻骨岗，面积不到一亩，长着几棵歪斜的小马尾松和稀拉的茅草。我和生活班长周正藩，学习班长陈抱初商量后向丁校长、总务处潘主任说明，准备开挖这块荒地，放一颗小麦“卫星”的想法，马上得到校领导与各位老师的支持。于是，工具、种子尽其需要，劳动时间学校安排，生物老师现场指导。高中部一、二、三班的同学自动参与。同学们轮流劳动五个下午，两个星期天。大家先用钢钎打麻骨，以十字镐挖硬沙土，遍刨深度1.7米，并将下层麻骨、沙土取走，再将准备建房的菜园底土推来填补，上层把塘泥晒干、打碎与沙土掺和，平铺1米左右。又铺一层猪屎粪、草木灰，还铺一层细沙拌和的菜园表土。这两种土用格筛筛两次，浮在格筛上的粗粒一一革除，后用耥耙弄得平平整整，松松散散。

　　随之，学校提供小麦种子200斤，分给男女同学精心挑选，剔除瘦小干瘪的，留下壮实饱满的。接着分五个小组，每组15人，相继排成一列，前放分装麦种的脸盆，与放细泥土的小篾筐，下置薄木板。同学们蹲在木板上，一粒紧挨一粒地往展平松软泥沙上摆放。摆好一段，撒上一岐泥土掩盖，再将木板往后移。如此轮流劳作，直到麦种全摆完，另外均匀地铺上稻草，小心翼翼地泼水于稻草之上，以便保墒、催芽。白天还安排人看守，以防麻雀啄食。直到麦苗出齐，才揭去稻草。

　　两月之后，麦苗有如温室培育的无土秧苗，整整齐齐地紧紧相偎，十分可爱。腊月前，曾在生物老师和老农的指导下整过一次苗，预防雪冻。次年开春，绿油油的麦长到一尺来高，又浇过两次人粪尿，泼洒过几次水。长到两尺多高时，先由同学值班，为之打扇加风，后由学校安上几架鼓风机鼓风，还拉上三排电灯，整夜为之照明，促进光合作用。旋由朱英国同学(现为武汉大学生物工程学院、中科院士)与萧平安(曾任中国银行黄冈支行行长)书写一块卫星牌子：

　　罗田一中小麦试验田亩产5n次方亿斤

　　次年3月间，罗田县委书记刘德俊带领县直机关干部及人民公社书记到一中参观，赞扬一中师生“敢想敢做敢放卫星”。《罗田县报》、《县广播站》记者驻校轮番报导。岂料一场春雨过后，刚刚吐穗的麦禾倒伏，最终收取干瘪的麦子70来斤。这成了罗田一中的历史笑话。

　　土法大炼钢

　　1958年10月，“大炼钢铁”的“政治任务”热风吹到罗田。县委宣传部、团县委、县人委工业局、教育局到一中办点。学校领导稍作动员，师生闻风而起，土法炼钢热潮就在校园沸腾起来。全校18个班，加上校务处、总务处一夜之间共砌20座小高楼。准备建房的青砖用作砌土高楼，运到场的杉木桁条任意锯做风箱。几位物理、化学老师权作工程师。总务处特往九资河公社购进两卡车栗炭，还购买两吨铁沙，几板车废铁分发各班冶炼。

　　接连三个夜晚，学园拉风箱的，添运栗炭的，打砸铁器旧用具的，看火色作记录的闹成一团，彻夜不熄，直到栗炭快烧完时，终有两个班“炼”出两个铁屎砣子。师生欢呼起来，广播喇叭响彻校内外。大家一道敲锣打鼓，到县委报喜，又受到县委主要领导的表扬。

　　参与“诗潮运动”

　　这年9月下旬，在毛泽东主席的七言律语《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发表后，全国掀起了“诗潮运动”。一时间，不讲韵律的新体诗、新民歌和不受格律拘限的旧体诗以及顺口溜、四言八句信口拈来。诗街、诗墙、诗桥处处可见。知识分子集中的罗田一中为县中诗潮的典型单位。我因被学校老师评赞为“出口成章”，故而成了学生群众中浮夸“诗人”的代表。

　　其时，陕西农民诗人王老九创作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对我影响颇大。因而接连有十几首浮夸诗见于学校板报、墙报、《罗田县报》、南门诗桥，同时参加学校诗歌朗颂会，颇受全校师生的关注。其中有几首诗载入《布谷鸟》，被收入《黄冈青年诗选》。兹录两首如下：

　　一片棉花长上天，姑娘采棉在云端。唱着歌儿不留意，错把白云摘几片。

　　我和奶奶挖花生，片片花生爱煞人。一棵花生八百颗，一亩收取八千斤。拿个花生比奶足，稍比足儿短三分。

　　并村吃大食堂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办起来了，并村、办食堂、成群结队出工、收工与天天开大会为标致的“大”“公”二字在这个政社合一的农业组织突出出来。先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三两天开一次大会，后来改为两三个生产小队联合，一天开一次大会。社员集体排工、评工分。每日凌晨，生产队长吹哨子、吹哨子催出工，上十人一伙同在一丘田、一块地劳动，又一道“歇伙”、喝茶水，一起听队长之命收工、回家。早、中、晚餐时，家长或主妇同时拿着大饭盆，到大食堂排队打饭;油粮收取、收晒、保管、分发、加工，由一人主持，集中行动。一日一次的总结会，大家评功摆好，一道受批评，听表扬男女老少同听。油粮、副产、林木、土货上交、出售，财务记账、管理、收支、结算、公布，社员一一到场。

　　我的家乡在罗田天堂大地坳公社余家坳大队，全队11个自然村座落在大小五座山间，村湾一般相距三五里，上上下下，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与之相通。全大队总共百余户人家。最大的余家坳上下湾坳、喻家湾人数、户数占全大队一半。当时，有两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其一，县委号召并村，我那大队不能不响应，但是许多实际问题让工作组和大小队干部作难。11个大小湾子并在一起，需要增建五六十套住房及其猪圈、牛栏、厕所等辅助房舍，还有稻场、碓屋、水井、池塘等公共设施，怎么解决?三四百亩水里一千余丘，分布于几十个山塝、河冲、沟坡间，如何管理?分给各家的柴山、自留地、菜园、果木又怎么看?即使有了住房、辅助房，数十家的搬家劳力、安家费用又由谁安排、谁出?还有老人守土的思想工作，如何做得通?一连串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并村谈何容易，如此，争争吵吵，你有善言，我有恶语地闹了两三天，只好作罢。

　　其二，办食堂之初，适逢暑假期，我跟着过了十几天“吃饭不要钱”，即打饭不计多少，不按人数打饭，大锅、大灶、大甑蒸了一回又一回。男女老少放开肚皮吃，过路人同样受用。队上粮食能供多少时日也无计划，不算账。但是，待我上学一月回家时，干饭没有了，可照见人影的稀粥定量供应。至1959年初，连稀粥都无米下锅，大食堂散伙。社员食糠皮、野菜饿肚子的日子到来……

　　(余彦文：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

　　难以忘却的记忆

　　陈国平

　　1998年7月发生在长江流域的世纪大洪水，已经过去十五年了，那场洪水带来的灾难和影响，让所有经历过它的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我们不能忘怀的是，在全市抗洪救灾的队伍中，有一群气象人，自始至终用眼睛紧盯着它的气象踪迹，监视天气变化，作出天气预报，与它较量。

　　据当时气象资料统计，进入6月下旬，长江中游雨量较往年同期偏多，长江水位节节上涨，到了1998年7月，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接踵而至，一场比一场凶猛，洪峰一波接着一波，一波更比一波高，很快酿成类似1954年的大洪水。长江告急，黄冈告急。全体黄冈气象部门紧急行动起来，投入到防汛气象服务战斗中，面对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黄冈市气象局组织全市广大干部职工，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坚守岗位，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准确作出天气预报，及时提供气象服务，全力以赴为抗灾救灾当好气象参谋，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南阳春，“个人再大的事也得服从于天大的事”。7月17日，一场来势凶猛的强降水使当时还是气象台台长南阳春乡下老家的三间房屋中的两间被毁，幸存的一间也随时可能倒塌。南阳春的老家在黄冈60多公里之外的浠水县农村，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因工作不能守在父母身边，年迈而体弱多病的父母遇如此重大的灾情，托人给他拍发了一份求救的电报。

　　当正在参加天气会商的南阳春收到电报时，他的心情陡然变得沉重起来，在场的局领导似乎有所预感，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本不想因为自己的家事而使大家的工作受影响，但在局领导再三催问下，他才将电报内容如实相告，局领导当即表态准了他一天的假。他想到自己作为一台之长，是气象台的主心骨，怎么能在防汛最紧张的时候离开岗位呢?他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这种时候，个人再大的事也得服从于防汛这个天大的事!”话语掷地有声，内心却注满了对家乡对父母的万般牵挂。在以后的防汛值班期间，南阳春把对个人小家的挂念藏在心里，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关系到防汛决策服务的关键工作上，始终坚守着工作岗位。

　　柯咏松，年过半百不言苦。现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当时是气象台副台长，时已年过半百，在当年的防汛气象服务中，他不仅担任了中期预报、短期预报的领班，而且还承担了部分对外服务任务，一个人干几个人的事，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

　　毕竟年龄不饶人，由于长时间疲劳工作，柯咏松两脚和双腿开始浮肿，但他依然不言痛不叫苦，直到肿得馒头似的，有些站立不住，甚至走路都感到困难，他才不得不去看医生。7月16日，他本打算上医院看病，刚走出气象台出门没多远，同事追来，告诉他局领导要他一起马上到市防汛指挥部汇报未来两天的天气情况，汛情就是命令，柯咏松丝毫没有迟疑，掉转头就往回走，很快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为了使今年的防汛气象服务更直观更有效，柯咏松还独自承担了《天气简报》和《天气快讯》的编发任务，截止7月30日，不到半个月，他编发了《天气简报》35期，《天气快讯》10多期，并及时送到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手中。

　　王晓芳，身怀六甲上一线。入汛以来，在黄冈市气象局，每天都能见到一位身体沉重、行走迟缓的年轻孕妇，当她从地面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四楼，走进预报会商室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她，就是气象台青年预报员王晓芳。

　　王晓芳，1995年毕业于成都气象学院，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今年汛期正赶上她怀孕，到了防汛最紧急的7月份，她已临近预产期。考虑到她是女同志，又有身孕，行动不方便，局领导在排班时没有排她的夜班，但王晓芳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好意，硬是缠着领导在夜班名单中加上了自己的名字。由于办公楼汛期一直在维修，周围搭着脚手架，王晓芳不顾被绊倒的危险，仍然坚持值夜班和参加夜间预报会商。

　　有人对王晓芳的举动不理解，而王晓芳却有自己的一番心思。她想，今年汛期天气复杂，雨情、汛情特殊，大家都很忙、很累，而自己年轻，也好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锻炼自己。正是在这种敬业精神的支撑下，王晓芳才具有了一种不顾个人安危、尽职尽责的胸怀。

　　熊吉善，会商室里就是家。当时53岁的老预报员熊吉善，在汛期服务中，可以说全局所有干部职工在气象台预报会商室逗留时间最长的人。6月下旬防汛形势开始紧张起来，熊吉善的时间表里从此只有工作再无周末，他妻子常年患病在家，两个女儿工作无着落，都需要他来照顾和安慰，但在黄冈沿江县市屡遭暴雨袭击和长江洪峰多次压境的严峻形势下，熊吉善再也没有离开过预报会商室了。

　　在工作中，他依然保持着当年在部队时的那种工作作风，与其他预报员一起，严密监视未来天气变化，仔细分析天气形势，认真斟酌预报结论，常常顾不上吃饭和睡觉。他妻子担心他的身体，干脆就把饭菜送到会商室来。为了便于夜间值班，他自带毛巾和脸盆，实在困了，就在值班休息室用凉水洗一把脸，清醒清醒发懵的脑子，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即使他没有当班，夜间只要听见雷声和雨声，他都会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直奔预报会商室。他凭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将一个敬业者的形象凝聚在了防汛抗洪的这一刻。

　　上面几位同志只是全市气象干部职工团结一心，战胜暴雨洪涝灾害中的几个典型，他们代表了当时黄冈市气象局干部职工在严重洪涝灾害面前，牢记宗旨，恪尽职守，毫不退缩，奋战在抗灾救灾气象服务战场上的一个缩影。在他们中间有领导也有职工，有工程师也有预报员，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更光荣的称谓——“共产党员”。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同志有的提拔重用，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调离了黄冈市气象局，有的已经退休了，时间带来了很多也是很大的变化，但他们当年的豪言壮语，他们奋战在抗洪一线的身影，似乎还在我耳畔回响，在我脑海里萦绕，他们的模范行为始终影响着我，鞭策着我，让我难以忘怀，受益终身。

　　(陈国平：黄冈市气象局局长)

　　记湖北省训练基地英山县游泳跳水馆

　　周本章

　　毕升故里英山县不但是享誉全国的绿茶名茶之乡，而且还有一座全国知名的地热城，东南西北四处温泉，形成“众星托月”之势。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编修的《英山县志》将“温泉春景”列入英山八景之首，诗赞：“风翠峰头晓日晖，崖前波涌雾云飞，泉流咫尺分炎冷，知有何人握化机。”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编修的《英山县志》这样描述温泉美景：“粤惟皋陶就封，英土茫茫。星分斗女，地界荆扬。多云迤逦而东走，羊角蜿蜒以南翔。艮止鸡峰，坎绕文昌。西北各有温泉焉，泻出于其旁。极泉水之变态，堪游观以徜徉。其喷诸池也，呼呼沦沦，如沸如嗔，恍炉中之集炭与釜底之积薪;其澄诸渊也，炎炎腾腾，暖气上升，如盛夏之酷烈与亢阳之薰蒸。……”此后，历届县志及其它文献中赞美温泉的遗墨不断。有的墨客还以华清池比喻英山温泉。“霏霏烟草古城隈，挹得华清一线开”、“玉女不投殊惠泽，杨妃曾浴出华清”。温泉的魅力令古今中外文人骚客和客商留连忘返。这里还流传一个美好的传说：很早以前，当人们的温泉当作“祸水”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瘟疫，被传染的人遍身糜烂，十有九死，医药无回天之力。一位善良的少女，不堪忍受疫魔带来的痛苦，一念之下，便投入沸沸扬扬的出水口里。当人们发现并将她救起后，她不但没有死去，反而身上的创伤也完全消失，变得美丽出众。从此就有“天公赐温泉，英山出美女”之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温泉水广泛用于工业、科研、医疗，并通过地下管道进入了宾馆和千家万户。县外客人慕名而来，在这里投资、渡假、休闲、娱乐。

　　温泉游泳跳水馆在温泉城崛起

　　地处县城西郊的西汤河温泉流量大，水质软，热量高，总碱度低，且含有治疗皮肤病和增进皮肤健康的多种元素，在全省70多处温泉中，属于得天独厚的水质。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这里先后建起了地热实验站、烤胶厂、缫丝厂、温泉康复门诊。温泉资源开始为英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造福。

　　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山县体委受到启发，认为这里是建设游泳跳水馆供运动员冬季训练的理想场所，并向省体委写出专题报告，建议在英山县建一座集游泳、跳水于一体的游泳跳水馆。省体委领导高度重视，亲临英山多次考察后，决定和英山县共同投资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建设游泳跳水馆，定点供省游泳、跳水队在这里进行冬季训练。

　　该馆于1978年动工，占地面积1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主馆高17米，内建有5米×20米×21米的跳水池一个，跳台有3米、5米、7.5米、10米的跳台;3米×25米×21米8条泳道的游泳池一个;男、女更衣室、卫生间、淋浴盆浴一应俱全。配套建有训练房、大小餐厅、150个床位的住宿楼及地下冷、热水井各一座。热水井深157米，昼夜水流量3266.5吨，温泉水温70℃，水质符合国颁卫生标准。该馆于1984年底竣工。迄今为止仍为全省乃至全国第一座县级温泉游泳跳水馆。

　　1985年4月10日，国家游泳队、省游泳队、花样游泳队、跳水队专程赴英山祝贺温泉游泳跳水馆开馆。曾获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100米蛙泳冠军的邵红、全国游泳健将李金兰、沈坚强、穆拉提、杨青、跳水健将张玉昆、陈芳玲为参加开馆典礼的2000多名观众作了游泳跳水表演。我国泳坛老前辈、国家游泳集训队教练涂广斌几次称赞说：这里的水质好、条件挺不错。邵红也说：“这里的环境和条件与其他训练基地不相上下。”

　　世界冠军从这里起步

　　世界冠军从这里起步，这里就是世界冠军的摇篮。自1985年开馆以来，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运动员来到这里进行封闭式训练后，在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在嘹亮的国歌声中，一次又一次地登上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他(她)们当中有在巴赛罗那第廿五届奥运会上摘取跳台跳水金牌及亚特兰大第二十六届奥运会获得跳台跳水和跳板跳水双料冠军的伏明霞，有悉尼第二十七届奥运会跳水冠军的肖海亮，有在奥运会、世锦赛和世杯赛多次夺冠享举世界的游泳名将刘黎敏，还有在英、意、法、美、韩国等世界大赛中披金挂银驰名中外的李青、程伟、陈晟、易红、万胜红等一批新老国手。

　　每年冬春，湖北省游泳队、跳水队60多名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要到这里进行训练。英山县委、县政府领导情系运动队，与教练员、运动员交朋友，把他们的冷暖记挂心头，为使他们安心训练，县里把最优质大米、最新鲜的蔬菜、最富有营养的畜禽食品等物资优先供应给队员，让他们吃好住好，以饱满的精神和强健的体魄投入训练之中。县里在西汤河建有一批利用地热资源的农业、工业项目基地，一度使地热水供应紧张。一位县委领导明确指示：“温泉水优先保证训练，其它用水靠边站!”类似这样的事情，英山党政领导历经过多次。每一次，他们都把国手的需要和祖国的利益作为唯一的选择。

　　英山体委及游泳跳水馆的干部职工更是为队员操尽了心，为训练付尽了血汗。每次队员进馆前，前任馆长王金炎、王建存，现任馆长张红斌带领全体职工为训练洗池、消毒、换水、准备床铺……，常常是没日没夜的干，为队员寄发信、取邮件、购物资、买用品……，常常是当作份内事认真去干。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跳水运动是湖北强项，夺取世界冠军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我们愿当铺路石，为他们登上世界冠军领奖台铺成一条成功之路!

　　众所周知，跳水队员要从小从早抓起，到英山训练的跳水队员都是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的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尤其1986年，当时才9岁的伏明霞到英山接受训练，在于芬教练的指导下，她练得非常吃苦，有时练哭了，哭过之后，又接着练，每天都要练上千个翻腾动作。训练之余，当时的馆内职工杨琴当起伏明霞的“保姆”，为她洗衣服，陪她打羽毛球，做游戏……，两人的关系非常融洽。伏明霞把杨琴当成是自己的“亲人”，一有空就到杨琴家说说笑笑，玩玩闹闹，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伏明霞过10岁生日时，游泳馆特地为她定做了生日蛋糕，炒了几个富有英山风味的好菜，当伏明霞和于芬教练被应邀前来推开门时，10枝蜡烛闪耀温暖的火苗，全馆干部职工向伏明霞拍手唱起了“生日快乐”歌，小屋里洋溢着欢乐、祥和、热闹的气氛。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伏明霞不禁热泪盈眶，吹灭生日蜡烛后，深情地啜泣道：“温泉游泳跳水馆真是……真是我们队员的温暖大家庭!”伏明霞在英山训练的三年的时间里，她熟练掌握完成了“407B”、“307C”等一系列高难动作，终于脱颖而出，1990年入选国家队。这三年是她夺冠打基础的三年，也是她与馆内职工结下深情厚谊的三年。如今，伏明霞与他们仍是书信不断，伏明霞为他们寄来了明信片、挂历，他们为伏明霞寄去了英山茶叶、粉丝……。伏明霞与他们之间尽管远隔千山万水，相见时难，但世界冠军与他们之间的真挚友情却穿越时间和空间成为永恒!

　　不止一次了，训练主馆管理员王永刚站在跳水池旁，看肖海亮倔强地爬上跳台，勇敢地起跳抱腿翻腾跃入水中，当他游向岸边出水时，王永刚总是给他一个赞许而肯定的微笑。当肖海亮的“业余陪练员”是王永刚的“家常便饭”。他清楚地记得，那次肖海亮训练不认真，几个规定动作都没完成好，刘世明教练毫不客气地“熊”他：“夺冠之路毫无捷径可走，你不认真训练就写申请退队，你爸不批，我批!”这位湖北省体委主任肖爱山的爱子不禁委屈地嚎啕大哭，王永刚走上前去安慰他，开导他，说：“刘教练批评你是为你好，要想取得超人的成绩，必须付出超人的劳动。只要你肯训练，我就提供方便。”一种为祖国争光、为亲人争气的豪情壮志在小海亮的心中油然而生。正规训练之后，小海亮就偷偷找王永刚要求“开小灶”延长训练时间，提高运动技巧。王永刚二说不说默默地陪他在跳水馆内训练，他训练多久，王永刚就等待多久;等他走后，王永刚再做清洁卫生、关门锁门，常常忙到深夜十二点多。当肖海亮在亚特兰大第二十六届奥运会获得男子跳台跳水季军后，他曾抚摸着金灿灿的奖牌深情地说：“我成功的背后有许多人的默默奉献，我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刘世明教练，一个是英山的王永刚叔叔。”

　　没有人能说得清，象这样的事，游泳跳水馆的干部职工做了多少件。他们为队员做的好事就象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前任馆长王建存加强管理，为训练提供全程服务。他每年都想方设法筹措资金组织慰问品，前往湖北省体工三大队进行慰问，运动员在世界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他都要到英山邮电局发出慰问电，加深了英山人民与运动员之间的深厚感情。宿舍楼管理员龚桂珍起早睡晚做卫生，任劳任怨搞工作，把慈母般的爱和金子般的情倾注在运动员身上，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卫生、洁净、舒适的生活环境。职工张绿林是个热闹人，他乐当队员的“孩子王”，带领队员在业余时间看戏看电影、做游戏;给队员带来了欢乐，使队员身心娱悦。老会计王寿文从开馆至今，一直站在为队员服务的第一线。他对每个队员的性格、兴趣、个性、家庭等方面都了如指掌，为他们训练生活考虑得非常细致、深入，被队员们誉为是“红管家”……。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事太普通了，太平凡了。然而，平凡孕育伟大，伟大出自平凡，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平凡小事，铺就了这些优秀运动员走向世界冠军领奖台的成功之路!国家跳水队总教练徐益明先生两次来英山，深情地说：“世界冠军从这里起步，这里是通向世界的大门。”

　　国家、省级游泳跳水赛在这里举行

　　1985年11月，湖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在这里举办了老年人游泳赛。武汉、黄石、荆州、十堰、沙市、宜昌、鄂西、丹江口、省军区、火车头、二汽、高校等22个单位的154名老年运动员聚集英山(男139人、女15人)。男队年龄最大运动员69岁，最轻55岁，女队最高年龄72岁，最轻50岁。

　　1986年8月，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河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湖北9个省市的66名少年运动员齐聚英山，参加全国少年跳水比赛。运动员中年龄最大的17岁，最小的11岁。广东队分别获男女团体总分第一名，福建、江苏队分别获男女团体第二名，湖北、四川队分别获男女团体第三名。湖北队十一岁的周玲夺得好甲组冠军，陈晟夺得男子甲组亚军，他们后来都走向了世界。

　　2003年8月，湖北省第十一届运动会跳水赛在这里举办，参赛选手来自武汉、襄樊、省直、黄石、荆州、仙桃、黄冈八个代表队。黄冈市代表队全部由英山县组队。在这次比赛中，黄冈市代表队取得了团体第二名、二金一银的优异成绩。

　　全民健身运动基地

　　在为国家培养大批优秀运动员的同时，温泉游泳跳水馆也为全县体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里成立了英山县业余跳水、游泳学校，英山县实验小学跳水队、温泉镇小学游泳队多次代表黄冈市、英山县参加省市运动会。在黄冈市首届运动会上，这两个队为英山代表团夺得金牌第四、总分第三的优异成绩。温泉镇小学徐可入选湖北省游泳队，董创、杜小俊、张景也被湖北省游泳队集训队、湖北省游泳学校相中，这所学校业余训练的选手近10年来在全省跳水、游泳、蹼泳的比赛中共荣获奖牌200余枚。温泉游泳跳水馆为配套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不影响比赛和训练的前提下向社会开放，每年的寒暑假，这里是最热闹的场所，家长们为下一代有一个健壮的体魄，纷纷将孩子送到这里学习游泳。厦门大学的一名英山籍学生在刚入校时游泳成绩太差，回乡后在这里进行了一寒一暑两个假期的训练后，游泳成绩直线而上，进入了同系同年级前三名。这里每年接待游泳健身者逾10万人(次)，接待慕名来馆参观游览的外宾，“三胞”及县外客人万余人次。乔石、陈俊生、贾志杰、钱运录等领导同志先后来到该馆视察，他们都对温泉水的开发利用给予了赞赏。国务委员陈俊生高度评价该馆是“培养世界冠军的基地，对外宣传英山的窗口。”

　　(英山县政协供稿)

　　罗田荣获全国体育先进县及世界冠军裴佳云

　　朱寿儒

　　一

　　1984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为贯彻《通知》精神，国家体委于1984年11月在湖南桃源召开了全国部分县市体委主任会，笔者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争创体育先进县的活动。湖北省委、省政府为贯彻落实中央通知精神，发出《关于把湖北省建成体育强省的决定》。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通知》和省委省政府的精神于1985年10月2日作出《关于努力把罗田建成体育先进县的决定》，并成立了县体育领导小组。全县11个区镇，相继建立体育领导机构，由体委牵头，联合县工、青、妇、教育、文化等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发动全社会关心和支持。

　　时任县体委主任的我带领体委一般人，团结一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深入基层具体指导，按国家体委制订的体育先进县标准的8条3 2款逐条逐款抓落实。全县人民积极热情地投入到争创体育先进县工作中，广泛开展各种体育锻炼和竞赛，群众体育活动空前普及。经常参加锻炼人数达到17.8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6.2%。中学和中心小学“达标率”都在81%以上，业余训练经常，1982年至1987年向省专业队输送运动员6人，全县体育经费达到人平1角。体委系统场地，达到“两场一房一池”配套要求，社会体育场地设施比较齐全。体育社会化已逐步形成，建立体育协会，体育辅导中心等群众体育组织9个。

　　县体委决定在全县开展评比表彰“十个先进企业单位”、“十个先进村”、“十所先进学校”、“十名重视体育的校长”、“十名关心支持体育工作的班主任”、“十名优秀体育教师”等 “六个十”的活动。“争创”的过程就是推动我县体育事业发展的过程。通过争创体育先进县的活动，使我县体育事业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先后有5个乡镇、4个企事业单位、4所学校被评为省市先进单位。继1985年省体委授予罗田为“全省先进县体委”之后，1 9 8 6年申报体育先进县，经地区、省、国家体委根据先进县八条标准检查验收，达到合格标准。1986年9月15日，省人民政府命名我县为“湖北省体育先进县”。1987年4月18日，国家体委命名我县为首批“全国体育先进县”。1990年6月，又迎接了省体委、国家体委对第一批全国体育先进县的复查验收，我县达到合格标准，继续保持全国体育先进县的称号。

　　(注：本文的统计数据均为截止1987年“体育先进县”验收时的数据。)

　　二

　　裴佳云(曾用名裴桂兰)，女，生于1 9 7 1年，罗田县丰衣坳村人。1986年省划船队教练在地区体委主任李儒科的陪同下，到罗田招收女运动员。笔者时任县体委主任，想起了曾在县业余体校训练过但已回家务农的裴佳云，当即指派干部鄂敏、杨建军用地区体委的车到丰衣坳村将裴佳云接到了县体委。省划船队的指导当即在体委三楼会议室进行面试后，感到很满意。第二天笔者租车亲自将裴佳云送到省划船队。

　　由于教练的精心培养和她本人的刻苦训练，成绩提高很快。1987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7月在杭州举行的全国青年赛艇锦标赛中与队友合作(下同)获4人单桨和4人双桨两项第二名。1988年8月在意大利世界赛艇锦标赛中获双人单桨和 4人单桨两个第五名。1989年9月在大连举行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中，获双人双桨第一名、双人单桨第二名。同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全国赛艇锦标赛上获双人双桨第一名，双人单桨第四名。1990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赛艇锦标赛中获双人单桨、双人双桨两项冠军。1990年选入国家赛艇集训队。1992年7月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奥运会，获8人单桨有舵手第五名。是我县也是黄冈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参加奥运会并获得名次的运动员。1993年在捷克举行的世界赛艇锦标赛中获4人单桨第一名。在第一届东亚运动会上获4人单桨无舵手第二名。1994年8月在俄罗斯友好运动会中获8人单桨500米第一名、8人单桨1000米第二名。1 0月在广岛第十二届亚运会中获双人单桨第一名。1987—1994年参加全国和世界比赛共获奖牌26块，其中金牌11块。

　　她于1992年获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同年，省妇联授予她“湖北省三八红旗手”称号。团省委授予她“湖北省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她于1993年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九三年度体育运动荣誉奖章。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她省劳动模范称号，省总工会授予她省劳动模范。

　　(罗田县政协供稿)

　　从黄梅走出的中国首艘航母政委梅文

　　张咏秋

　　2012年9月25日，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 正式交接入列。值得我们黄冈人骄傲的是，该舰的政委梅文，是黄冈市黄梅县小池镇人，从小在黄梅读书、生活，并从黄梅县走出，进入军营，成长为中国首艘航母政委。

　　一

　　梅文的父亲梅群，黄梅县小池镇人，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曾在部队工作20多年。梅文于1965年出生，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在东北长春随军，在军营长大，在长春读一二年级，1975年，梅文随父母回到了家乡黄梅，在黄梅小池镇小学读三年级，小池镇中学读初中，高中毕业于黄梅三中。

　　1981年高考落榜，老师和父母都劝他复读，他坚决不同意，倔强的他很不服气，不相信自己没考好。既然不愿复读，父母叫他到母亲工作的小池油厂待业，表格都拿回来了，他却不愿填，父母只好偷偷地帮他填了。

　　梅文从小在军营长大，对部队特别有感情。高考落榜，他就想参军。当时的村支书记纪迎军要他“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边待业一边准备当兵。梅文仍然不肯待业，要求到工厂做临时工，因为他担心一旦待业就不能入伍了。纪书记和父母们才知道他是铁了心要去当兵。虽然梅文才16岁，可是来接兵的军官说：“我要文化程度高的，这个娃素质不错，年龄小点我也要带走。”

　　入伍时，梅文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书包书，母亲劝他不要带这么多，他就把书全部编号，选最重要的书带走，剩下的让母亲好好保管，以后需要多少号书，他就来信让母亲给他寄到部队去。新兵训练是在广东沙河完成的，当时的教官就说这个兵素质高，一定要当骨干好好培养。梅文训练之余坚持学习，并帮助其他战友复习功课。

　　新兵训练结束，梅文被分到了海南岛亚龙湾。他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到了天涯海角，整个黄梅小池就他一个人，这也是家乡的骄傲。

　　入伍第二年，梅文考上了大连舰艇学院。在校期间当过区队长，因成绩优异、表现突出，被荣记三等功，他的照片至今还保存在学院里。

　　毕业后回到南海舰队，任南海舰队政治部科长等职，很快成长为171舰(海口舰)政委。

　　171“海口”舰是052C型防空驱逐舰的二号舰，052C导弹驱逐舰是中国海军第一代具备相控阵雷达、垂直发射系统的防空型导弹驱逐舰，被誉为“中华神盾”。

　　二

　　航空母舰是目前人类所掌握与使用的最先进海上军事平台，被视作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海军实力的象征。至2011年，世界上共有美、英、法、俄等11个国家拥有航母，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没有航母的国家。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管辖海域，保卫国家海上方向安全，维护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中国武装力量的神圣职责。中国有关部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认真研究航空母舰的发展问题。

　　上世纪80年代，苏联军方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开始建造“瓦良格”号大型常规动力航空母舰，苏联解体后，建造工程被迫下马，乌克兰无力继续建造，于是决定拍卖。1998年，废旧的“瓦良格”号被中国公司购买，2002年3月抵达中国大连港。中国对“瓦良格”号航母进行改造。根据改造工程进展情况，2011年8月10日中国航母平台进行首次出海航行试验。据媒体统计，自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航母平台先后共十次出海试航，按照既定计划开展了各项科研试验和训练，达成了既定目标。

　　2012年9月25日，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按计划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工作，在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大连造船厂正式交付海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

　　航母入列，对于提高中国海军综合作战力量现代化水平、增强防卫作战能力，发展远海合作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能力，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舰长、海军大校张峥;政治委员、海军大校梅文。

　　梅文从基层水兵一直干到航空母舰“辽宁舰” 政治委员，有着丰富舰艇工作和基层工作经验，是一位部队培养出来的优秀指挥官，是黄冈人的骄傲。

　　广济文化大革命运动见闻录

　　陈淑先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武穴市(原名广济县)也不例外，有的方面尤为严重。

　　任意整人

　　1966年6月15日，广济县委按照省委、地委的指示召开县委会议，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部署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成立“中共广济县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决定派出工作组，分别进驻广济师范、武穴中学、梅川中学和县人民医院，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北京批判所谓的“三家村”影响下，这三所学校和医院掀起“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高潮，将一些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7月底，县委根据省委《关于在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意见》，将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到武穴镇开展运动，揭发批判教师中所谓的“牛鬼蛇神”。8月7日，在县大礼堂召开大会，批斗文教局长梅繁。梅繁长期担任梅川中学党支部书记，工作很有成绩，但被诬指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同时，县人民医院院长陈友棋(县人委会委员、社会人士)亦被公开批斗。两人均被错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自此，许多知识分子被作为“专政对象”，受到残酷斗争。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其后，一些在武汉等外地读书的学生纷纷回县串联，在其影响下，县文曲剧团最先成立“红卫兵”组织。8月14日，县文艺宣传队少数人在武穴街头贴出题为《集中火力，猛攻县委》的大字报。此后，各中等学校以及部分机关团体亦先后成立“红卫兵”组织。随着运动的发展，大批学生和部分教职员工停课闹革命，到北京和各大城市串连。武汉一些大专院校学生到广济“点火”，把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运动由学校扩展到机关、工厂、农村，各种名称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四大”在全县泛滥成灾。11月25日，“造反”组织再次贴出《炮轰广济县委》的大字报。自此，县、区、社、队领导受到批斗和人身攻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

　　1967年1月中旬，少数机关干部将中共黄冈地委副书记武英才揪回广济，在县大礼堂开会批斗。武英才身患重病，批斗后，又被强行戴高帽游街。自此，全县各地揪斗、迫害革命干部成风，甚至有的农村生产队长也被当作“走资派”受到批判。县委代理书记王福钧、县长赵文志等党政领导干部，动辄被少数“造反派”揪到全县各地批斗，大批反对迫害革命干部，不同意极“左”行为的群众，被诬指为“保皇派”、“保守派”，也遭到打击。武英才被连续批斗，遭到拷打、折磨，病情加重，返回黄州后于1968年1月7日逝世。

　　横扫“四旧”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接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一些青年学生在全县上下掀起了横扫“四旧”的高潮。在武穴、梅川、龙坪等地到处非法抄家，破坏文物、古迹，焚烧书画、戏装、档案文件等。一些学生甚至回家砸烂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坛坛罐罐、古木家俱等物品。同时，红卫兵还将老龄妇女后脑梢上的头抹角当成是扫“四旧”的对象，男人不许留“飞机头”。在街上设立红卫兵“破旧立新站”，许多妇女被强行剪去头发，留下齐耳发;砸烂古寺数百年的佛像，驱逐僧尼，勒其还俗归田或送林场劳动;将百姓家里安放的祖宗牌位说是旧思想，将清明、重阳扫墓说是陈规陋习，属旧风俗、旧习惯;将传统古装戏里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说是封、资、修的产物，属旧文化，是毒草，全都砸烂、取缔和铲除。

　　为适应“破四旧”、“立四新”之意，还在一些单位名称和地域名称上大破大立。如：将武穴长江边上的武穴饭店更名工农兵旅社。还如：东方红旅社、红旗旅社、立新食堂都是新定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其年9月，为适应破旧立新的精神，突出政治色彩，将全县区以下44个乡级人民公社、两个乡级镇和10个乡级大队改名，如：

　　梅 川 镇(东风镇) 两路公社(红路公社)

　　五里公社(红星公社) 土桥公社(红光公社)

　　松阳公社(红阳公社) 石步公社(红山公社)

　　横岗公社(红岗公社) 南泉公社(红村公社)

　　赵俊公社(红民公社) 雨山公社(红专公社)

　　百元公社(红卫公社) 陶斯公社(红升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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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佛寺公社(七一公社) 官桥公社(八一公社)

　　宋巷公社(反修公社) 鸡公岭公社(抗美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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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城公社(向阳公社) 刘主公社(星火公社)

　　凤嘴公社(跃进公社) 杨桥公社(红桥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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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9月以后，各乡级人民公社、镇、大队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9年3月恢复了各乡级人民公社、镇和大队的原来名称。

　　盲目崇拜

　　毛泽东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成为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人民敬爱他，这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少数人以革命造反为名义，以突出政治为借口，以路线斗争为幌子，要求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亿万中国人民像忠于封建皇帝那样，无限忠于毛主席，完全颠倒了无产阶级领袖同中国人民的正常关系。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后，全国自上而下笼罩着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三忠于、四无限”和“早请示、晚汇报”的热潮。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缘此，从县城到公社、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乃至百姓家庭，人人都得向毛主席表达“忠”心。做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具体表现在：人人都得学习毛主席著作，背诵毛主席语录。做到早晚学，时时刻刻学，带着问题学，农村还得田头地边学。当时以农村“二老学毛选”为题材的文艺创作节目，就是典型的学习例子。同时唱语录歌，跳忠字舞，处处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和热爱。一些单位争相建造毛泽东大型塑像，家家户户像供神一样挂着、贴着、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农村各家各户的门头上都画有毛主席像，下写忠字，忠字下面是七朵葵花，表示七亿中国人民像葵花一样向着红太阳毛主席，以示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

　　佩带毛主席像章，是忠于毛主席的具体表现。在1968年底以前，上面发行毛主席像章数量有限，一般的工人、农民、小学生很难得到，佩戴不上。196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按照县革委会的指示，全县数万人民冒着风雪严寒，扛着“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章首发式”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横幅，敲锣打鼓前往指定的地点，武梅(武穴——梅川)、梅黄(梅川——黄冈)公路至蕲春界岭的两侧，迎接毛主席像章，整个队伍自武穴至蕲春界岭延绵50余公里，下午2时过后，一辆吉普车、一辆载着毛主席像章的货车由黄冈驶入广济，顿时，锣鼓喧天，毛主席万岁的喊声此起彼伏，车子过后，队伍方散，民众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1969年上半年，全县的斗批改运动蓬勃开展。此时，全县虽然成立了各级革委会，但上行下效的政治崇拜气氛愈演愈浓。在各级召开的大小会上，学习班上和学校的课堂上，主持人和老师都得先领学几段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或最新指示，才能进入会议或学习的主题。后来又发展到领导人或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时，必做的第一件事是手拿毛主席语录，边做手势边领呼：“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台下的群众也随之挥舞着毛主席语录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在各级会议和学习班上，还盛行在学习前唱一首如“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散会吃饭前也得唱一首，但时间长了，大家感到厌倦，采取应付走过场的形式，心照不宣地唱一首歌词较短(如“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曲，好抓紧时间去吃饭。

　　“九大”召开的喜讯传遍祖国大地，全国自上而下忠于毛主席膜拜形式又多了一项，那就是“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的做法是：每天早晨一上班，或下地，开始学习或工作劳动前，集体立正站在毛主席画像前，手握语录本贴胸，仰望画像。由领队人带领齐声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边呼喊边把语录本高举右前方，有节奏的摆动。这种作法和古代皇帝早朝，文武大臣三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没有多大区别。之后，由领队人代表大家向毛主席画像请示报告：“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要遵照你的……教导，发扬……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最后宣布解散，各就各位，上班下地，这一过程叫“早请示”。这又和朝堂上“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形式相仿佛。

　　“晚汇报”的程序与“早请示”差不多，只是在下班、下地回家前或睡觉前，向毛主席像各自述说一天来所干的事情，学习了多少条语录，写了多少笔记和心得体会，解决了什么问题，有何收获。并向毛主席检查自己今天每说的一句话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每做的一件事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每走的一步路是否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对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有哪些差距，以及今后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去战胜困难等等，这就是“晚汇报”。

　　全县各地乃至自然垸，每个单位都建有“请示堂”，早请示、晚汇报。直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个人崇拜思潮才逐渐低落，得以废止。

　　派系林立

　　1967年1月下旬，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造反”组织掀起“夺权”浪潮。26日夜，武汉大专院校部分广济学生组织的“红色造反团”及广济“红艺兵”、“工造司”等群众“造反”组织，在电影院举行群众大会，批斗大部分县委领导成员，强行“开除”县委副书记董全阳党籍，并深夜冲进县委机关“夺权”，夺走中共广济县委会及其各工作机构的公章。次日又冲进县人民委员会和县公安局“夺权”。随后，全县各级党政机关被夺权，导致全县行政机关日常工作陷入瘫痪，有300多名党员干部被非法开除党籍。

　　1月26日夺权事件以后，一部分造反派组织指责“夺权未实现大联合”，是“保守派夺权”;夺权的“造反”组织则指责对方是“保守派反对夺权”，两派围绕“一·二六”夺权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并分别组合成“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简称：“联总”、“工交总部”) 和“毛泽东思想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红总”)相对应的两大派“造反”组织。两派在少数人挑动下时常制造事端，引起冲突，行凶打人，游斗对方群众，形成全县范围的派性斗争，社会秩序混乱。在派性的观点上，如路线斗争一样，没有调和余地，使许多家庭破裂，甚至父子反目，夫妻离婚，兄弟相残，亲属不相往来。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济县人民武装部和进驻广济的7212部队1个连，奉命介入地方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任务，于3月15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济县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简称“抓办”)，由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组成，代行县党政机构职能，领导全县工作。各区、镇(场)和人民公社也都相继成立以人民武装部为主体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领导本地区工作。但在少数“造反派”的干扰下，“抓办”不能正常进行工作，城乡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

　　武斗频发

　　1967年5月5日，县人武部在人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布支持一派群众造反组织，这就是当时授人以柄的“五五”表态，使两派对立进一步加剧，竟相设置武斗据点。先后发生“六·四”、“七·一三”武斗事件，以刀斧、棍棒为凶器，杀死3人，伤多人。7月，武汉“七·二0”事件发生后，武汉“造反”组织头头指派的“三钢赴广济调查团”、“新华工特派调查团”到广济四处活动，大搞“揪军内一小撮”。8月2日至6日，两派武斗升级，一派“造反”组织在少数人策划下，纠集百余人冲进县人武部，不顾人武部指战员的劝阻，抢走大量枪支弹药，两派发生枪战，一派将另一派组织的大批人员赶出县境。这次大规模抢枪武斗，打死8人，重伤3人，拷打对方群众300多人，经济损失7万多元。8月13日，一方“造反”组织贴出《炮轰人武部》、《揪军内一小撮》的大字报，揪斗县人武部主要负责人。

　　此后，抢枪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并引发出农村户族械斗。12月21日，被赶出县外的一派组织中的大部分人员经8199部队动员，返回武穴镇，又于24日遭到另一派组织武斗队攻击，再次被赶出县境。这次武斗事件，双方计打死11人，重伤5人，经济损失1.8万元。1967年11月8日，梅川方洪垸发生爆炸事件，当场炸死3人，炸伤多人，尔后又打死2人，炸毁民房2间。次年2月13日，两派武斗队员在四望新庙相遇，发生枪战，打死3人，伤数人。2月24日，两派在梅川驿垴上万垸门口公路处发生激战，当场打死3人，打坏货车两辆、客车两辆。3月9日至18日，发生围攻朱奇武村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双方计有2900余人参加，动用枪支787枝，火炮7门，土坦克1辆，消耗弹药9.8万发，双方伤亡惨重，其中有的是无辜村民。一派组织的武斗队攻进朱奇武村后，烧毁仓库33间，粮食6.9万斤，宰杀耕牛3头，经济损失40余万元。

　　鉴于广济武斗的严重性，中国人民解放军6090部队奉命于3月27日进驻广济。当天下午，这支全副武装的野战部队开进梅川镇，100多辆军车履盖了梅川考棚广场、梅川高中操场和仁寿桥河堤的两岸。是夜，架起帐蓬，安营扎寨。第二天，梅川街上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铲除派性，斩断黑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等标语。第三天，部队官兵数千人荷枪实弹，抬着钢炮，扛着重机枪等武器，由首长带队在梅川街上举行宣传大游行，呼喊着“要团结，不要分裂”和“联合起来，上缴武器”的口号。经过6090部队的宣传，对两派“造反”组织有所震慑，收到一定成效。但两派组织在少数人的煽动下，抢枪武斗和户族械斗有增无减。1968年7月25日，一派组织分兵数路于凌晨冲到梅川人武部抢劫6090部队的枪支，由于人多势众，官兵劝阻无效，不少枪支被抢走。另一派组织闻讯赶到，捉了不少人员，关在梅川农具厂内进行残酷拷打。从1967年8月至1968年9月，广济县两派组织到黄冈军分区和广济县、黄冈县、蕲春县、阳新县、彭泽县、华阳农场等地，抢劫人武部军械库的枪支共10起，抢夺各种枪支6166件，弹药353619发，制造大规模武斗事件44起，户族械斗事件9起，大批人员被打死和打成重伤至残。烧毁房屋414间，烧死耕牛27头，破坏农具10580件，动用国家集体粮食302万余斤，资金169万多元。制造枪劫和非法动用国家资财事件15起，其中现金32.5万多元，粮食56.8万多斤，物资折款80.7万多元。

　　1968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了解决广西问题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和解决陕西问题的《布告》(简称“七·二四”布告)，强调要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立即停止武斗。中国人民解放军6090部队和广济县人民武装部采取了得力措施，多次组织两派协商，收缴封存枪支，宣传政策法令，坚决制止武斗。8月，省军区召集广济两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和一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到武汉举办学习班，协商达成《关于立即停止武斗，上缴武器装备的协议》和《实行革命大联合 “军、干、群”三结合的协议》。9月中旬，两派“造反”组织及其武斗队同时解散，全部收缴被抢的武器装备，全县武斗终止，接着宣布取消各种“红卫兵”组织，形势渐趋稳定。

　　浩劫终止

　　1974年3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县展开，使刚刚趋于安定的社会秩序又陷入混乱。少数“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骨干及打砸抢分子，强行在县商业局大楼和县招待所内设立“批林批孔宣传站”和“反潮流指挥部”，采用广播、标语、大字报等形式，攻击各级党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点名批判县委主要领导人，组织游行示威，冲击县委，县革委会机关，多次围攻县党政负责干部;派人到北京上访，声言“造反派受压”，还纠集80多人驱车冲向黄州，围攻中共黄冈地委领导，强逼地委、县委、公安局释放在押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犯罪分子，并为其“平反”。但由于各级党政机关坚决制止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使参加“批林批孔”闹事的人日益孤立，到下半年便偃旗息鼓。

　　1976年初，自上而下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广济一些制造动乱的人，秘密召开19次串连会议，提出“下定决心，抓住战机，大干到底”，并制订出“成立班子，抓紧部署”的计划。少数人在大街上书写标语、大字报，将矛头指向县政府。在县政府内老人委门旁张贴对联：

　　上联：军占人委室，官夺庶民楼，剜肉医疮

　　下联：丢了一匹马，抢来一只鹿，指鹿为马

　　横联：还我红楼

　　将矛头指向人武部，挑拨军民关系，在人武部大门旁张贴对联：

　　上联：忆往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记心间，不拿群众一针线，人民拥护又喜欢;

　　下联：看今朝，官高权大生活特殊丢掉传统，占领人委大圈房，干群个个气冲天。

　　制造事端，在县商业科大门旁贴上

　　上联：军占政房，政占库房，岂有此理;

　　下联：鱼吃虾子，虾吃渣子，复辟倒退。

　　横联：毁库建楼

　　由于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使少数人的阴谋活动未能得逞。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22日，武穴地区军民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全县城乡人们纷纷集会，一片欢腾。12月，县委连续举办学习班，揭批“四人帮”罪行，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流毒与影响。到此，为时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

　　(武穴市政协供稿)

　　我经历的文革“串联”和“复课闹革命”

　　周春芳

　　1965年，13岁的我从觅儿周家楼小学考入了红安县一中初中，那时县一中初中每年级只有4个班级，每个班级严格按国家标准招收学生，一个班的学生不超过45人，可见那时能上一中读初中是何等的荣幸。

　　而且当年凡从农村考入的，一律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商品粮户口，迁入学校一下就成了城里人。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学在学校，学业不松不紧，没有什么补课、买教辅材料一说，业余时间不是搞体育活动，就是上学校图书馆借书，或是自觉侍弄各自班级的菜地，每个班级上交学校食堂多少蔬菜，那可是涉及班级整体爱不爱劳动，会不会科学种菜的集体荣誉的大事情，因此，每逢施粪锄草，班上那些年长几岁的同学一动，我们这类小字辈的也绝不会偷懒，一定会帮助大同学扛个锹，拿个筐之类的。

　　因为是烈属，家又是农村，所以拿了那时除了孤儿、特困类之外称为丙等的助学金，每月几块钱就可凭空领到印有早、中、晚餐字号的饭票。学无忧，食无忧，日子就这么过，父母也没为学杂费犯过大愁，村里人也认为我有出息。

　　然而好景不长，历史开起了人的玩笑。我辈平静的初中生活还不到一年，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当时少年的我，认为这是大人的事，与吾何干。不料到了5月29日，便从北京传来消息，清华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积极参与搞什么保卫红色政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这一下，使我吃惊不小，心里想，么样大人的事，细伢也敢掺和咧?谁知同年8月8日，学校广播里又开始反复播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隔两天是10日，校广播里竞惊人地播出毛泽东主席那别具一格的语音：“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段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心想主席真是礼贤下士重视后辈，大人们的事情也要细伢拢边。不久毛泽东主席于北京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虽然红安远离北京，但按力量传输滞后递减规律，红安一中平静校园也终于在一波波的冲击下躁动起来，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红卫兵”组织，凑热闹似地纷纷参与连自己也不十分明白目标的“文化大革命”。

　　11月初，我与本班愿意外出的人一起也开始了“大串联”，记得是由学校组织的大班车将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小孩子免费送到武昌火车站的，以表示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对“红卫兵”小将的爱护。在火车站，经过讨论和表决，我与7个人一起自愿组合选定了从郑州转车到上海，再到北京见毛泽东主席的“串联”方案。为了“串联”，我将被子捆了背着，头顶凉壳帽戴着，在拥拥挤挤只以学校发的“串联证”为凭，就进了站，就以年小之优势从窗口爬进了火车。在火车里，只见到处都是人，一排椅子，正座位是人，靠背上也坐人，座椅底下躲着人，行李架上趴着人，过道厕所都挤满了人。到了郑州下火车转火车，集中时，八个人的队伍只剩了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好不容易挤上去上海的火车，转身就不见了另一个同学，又没办法查找，只好一人独自前行，火车走走停停，饿了就吃几块饼干，渴了就挤到车厢接头处喝口水，没有热水就喝冷水，也不敢多喝，厕所里都是人，没有办法方便，在南京折腾了大半天，火车过江那时用船运。听到广播介绍说苏杭如何如何，就想天堂之地我也过了一下，幸福不已。到了上海，满眼望去，南京路高楼林立，洋味十足，黄浦江与岸相平，人流如织，十分诧异。记得住在市郊的一所学校，便洗了球鞋和布鞋，胸挂“红卫兵”徽章，手持“串联证”，或坐电车，或乘公汽全免费，将大上海阅览了一遍，当然鲁迅旧居、一大会址是必看的，上海复旦大学也慕名参观，因年少还特地去了上海动物园玩了三遍。一天赤脚走在南京路上，上了电车，一上海人见了便憋着上海普通话说：“阿拉小鬼，唔穿鞋，打赤脚是不行嘞!”我天真便无畏，言：“我赤脚快活，又不碍您事”!其又说：“唔晓得，电车漏电触电，两厢转弯接头处，卡脚的。”听此，只好连连说：“谢谢，晓得”。其实晓得个鬼，到了下一站，马上下电车换乘公汽回住所，将晒得半干的球鞋穿上了，从而结束了在上海滩赤脚行走的光荣史。

　　大约在上海“串联”了一个星期，便又乘火车到济南，停几天，看串了一下有名的“趵突泉”。至天津，又停几天，赏识了一下天津卫老街巷。随后到北京住在十五中，于11月16日由解放军一连长率领，至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经过的大街，受到了史称毛主席的第八次接见。

　　其后回到老家，方知父母急坏了，小小年纪一出去两个多月，音讯全无，家里只给了几块钱，外面秩序又乱，怕是凶多吉少，见我平安归来，父母方放下心，听了我的叙述，村里的人惊奇不已。三个未外出“串联”，或只作过武汉“串联”的高年级学生，也一个个心动羡慕。想起距过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如到人们明歌暗颂的湖南韶山圣地去“串联”一下，走走看看。约在11月尾，我们一行4人，一人只带个挂包，首先以步行方式“串联”到黄陂，还受到黄陂所驻空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鼓动。觅儿到黄陂，从清早出发快到太阳落土，走得我们筋疲力尽，幸亏空军卡车司机思想好，见我们走得歪歪扭扭，便问明原委，将我们4人一起顺路捎到了横店，然后乘车到武昌火车站，再转车到了湖南长沙。为了体现心诚，从长沙到韶山，我们决定用步行，一天几十里，第三天夜里方到，但见韶山处处人满为患，连饭店的大厅也住了人，由于人多，我们在寒冬里只领得一领单席，卧室就是饭店的大厅，没有办法，只人坐在席子上，大家背靠背又以席为被掩怀而息，即至天明怀着虔诚之心，看了毛泽东主席的旧居及陈列介绍，方乘火车、汽车而归家过年。

　　1967年上半年，所谓从全国各地经过“串联”，经历风雨，见过世面的学子纷纷返校后，又不断的分化、互解、组合，红一中学生中形成了二大派学生组织，一为“延安”，一为“红联”，前者行为稍为审慎，所以后来被称为“保守保皇组织派”，亦称“老保、老右”。后者激进，被称为“革命造反派”，亦称为“老造、老左”。我一个15岁的少年，不知何故，参入了“延安”，至今平心而论，“老保”学生大多为品学兼优，属行为平和之人，而“老左”学生大多为品性另类或与老师有隙之人。

　　在1967年7月20日之前，两大学生组织都设有办公总部、宣传广播站、油印战报之类，所说的无非是自身的路线如何如何与党中央一致，行动是如何如何的正确，在当时“支左”部队的眼里，都是学生组织，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眼里应该搞大联合的对象，无非是在态度上，部队对“延安”的温和理性更支持一些，对“红联”的激越狂躁更敷衍一些罢了。

　　谁知当年武汉“七二0”事件之后，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被林彪、江青定性为搞“反革命暴乱”，跟军队密切一些的“百万雄师”组织成了右派组织。由省及县，红安也风云突变，似乎凭空一记闷棍打得“延安”不知所措，不久，两派之间的大辩论式的口角之争，大字报式的文字之争，逐渐演变成拳头、石头、木棒、刀矛、铁锹之争，不多时日，“延安”总部便被“红联”用政治攻势和武力攻势攻克了，15岁的我，也只好和高年级的大同学一起落荒而逃了。在逃离学校的日子里，不少大些的男女同学都是痛哭流涕的，自认为“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这样不公?这样叫人屈辱?做毛主席的红卫兵为什么这样难?而我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我是来县里读书的，难道这也算是读书么?!

　　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心忧伤地逃回到了老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拿出初中二级年上学期所发而未经老师教过的课本自学起来，以打发那想读书而不能读书的无聊时光。

　　几个月后，一封红一中革命委员会的信函寄到了我家，是通知我要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必须回校“复课闹革命”。但我听说“红联”打人厉害，不敢去不想去，善良的父亲劝解说：“大红章子盖着，毛主席又有指示，怕么事，不会整人的，再说你的户口在学校，家里粮食又不够吃，去看看，情况不好，领粮票就回来”。眼见父亲分析有理，也只好到学校去了，但为防意外，在只穿衬衣的日子里又加了一件夹衣，以防挨打时缓冲缓冲。一到学校，更知上当，因为班上除了十几个“红联”的同学，其他“保守派”和“逍遥中间派”一个也不见，吃罢午饭，一个平时关系较好的“左派”叫我到教室去，一到教室但见十几个“红联”同学一个个高高坐在摆成门字型的桌上，冷若冰霜，如电影中土匪们一样，有拿棍子的，有拿皮鞭的，然后再将我的眼睛蒙上，正中桌上的头目同学说是要帮助老同学灵魂深处闹革命，坦白交待在“延安”中的所作所为，以早日反戈一击，回到毛泽东思想正确路线上来，言毕问某月某日你到某楼当过探子没有，我声言没有，是过路，即遭辟头盖脸一顿猛打，说是不老实。又问帮人抬过糨糊桶刷大字报没有，我说好象有，又遭雨点般毒打，说是死硬保守派的马前卒，不打不清醒。大约几番之后，性格被社会异化了的“人猫”，也失去再继续侮弄我这只落水“人雀”的兴趣，便停下来叫我去写悔过书。

　　回到宿舍，掀衣一看，只见鞭伤乌紫，棍伤红肿，并感头上身上一阵阵疼痛。于是借请假到校总务处领粮票的机会，又一次伤痕累累地逃回了老家，挨打未哭一声，见到父母不觉大哭一场。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最高指示。于是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毕业的几百万中学生就上山下乡了。我作为六八届毕业的初中生，至今不知是怎样毕的业，因为现存的毕业证上没有相片，填写日期却是1968年11月，某日空着，似乎留下了家的、学校的、个人的许多疑问和悬念。

　　(红安县政协供稿)

　　文革期间巴河一司

　　强占武汉红旗大楼闹剧始末

　　陈玉能 周新林

　　1967年11月28日，浠水县巴河地区造反组织巴河一司100多名成员在头头王仁舟的策划下，突然溯江而上，强行进驻汉口湖北日报社红旗大楼，致使《湖北日报》停刊一个多月。这一非常举动，不仅震惊了湖北全省，而且也在全国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

　　1967年7月20日，武汉地区发生了“百万雄师”围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首长的所谓反革命事件。“七·二○”事件发生之后，武汉地区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就分出了“胜负”：一度占上风的“百万雄风”一夜之间成了“保守组织”，被强令解散;与其对立的“钢总司”、“钢九一三”等钢派工人组织和“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新派学生组织被封为革命造反派组织。全省各县市群众组织则上挂下联，分别列入“造反”和“保守”行列。成为造反组织的便趾高气扬，夺权掌权，成为“保守组织”的便垂头丧气，土崩瓦解。

　　当时，浠水县城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个叫“浠水县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简称“浠水革联”;一个叫“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红卫兵总部”，简称“红卫总部”。由于“浠水革联”对上与武汉地区“钢”“新”两派挂钩联络，所以随之成为革命造反派组织。而红卫总部是直接与武汉“百万雄师”联络的，所以一夜之间就成了保守派组织。保守派组织的头头被称为坏头头，要被揪斗洗脑，保守派组织的一般成员被称为站错了队的群众，他们必须声明退出原组织，重新加入革命造反派组织。一些站错了队的领导干部或持观望态度的领导干部这时纷纷表明立场，向“浠水革联”靠拢。如此这般一番折腾，浠水县城(包括绝大多数乡镇)很快就成了“浠水革联”的天下。

　　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下，《湖北日报》派记者到浠水采访，写出了眉题“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正题 “浠水人武部是全省支左的模范”的长篇报道。《湖北日报》9月6日在刊登这篇报道时还配发了《支左的好榜样——向浠水人武部致敬》的社论，报道和社论几乎占了当天《湖北日报》头版的整个版面。

　　二

　　《湖北日报》9月6日鲜明支持和表扬浠水人武部的报道和社论发表后，“浠水革联”兴高采烈，欢喜若狂，而浠水另一个造反组织——巴河一司却咬牙切齿，强烈反对。同为造反组织的巴河一司为何如此强烈反对湖北日报的这篇报道呢?主要原因是当时巴河一司的主要头头王仁舟。

　　王仁舟是巴河区五州乡人，原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1964年因坚持反对分管外交工作的国务院领导在学院所作的“红专问题”报告而被开除学藉，回乡务农。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到农村，王仁舟就在巴河区五州乡组织了农民造反组织——五洲总部(注意：王仁舟特地在五州的州字左边加上了三点水)，自称农民运动领袖。

　　当时，浠水农村实行的是以小行政乡为人民公社的“小公社”体制，公社内部实行的是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分配办法。这是因为1958年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的以区为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体制和强迫农民拆掉私人灶台一律到公共食堂吃大锅饭的作法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现状而形成的。王仁舟当上五洲总部头头之后，组织人到处刷写“还我人民公社，还我一大二公”的大幅标语，并在五洲总部所在地办起了公共食堂，说是办“新农村样板”。与此同时，他还到处发表演讲，说什么“政治就是骗”、“谁掌握了政权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剥削”、“月工资在40元以上的干部都是小地主，都在打倒之列”。王仁舟的这些作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在那个狂热的极左年代对纯朴的农民来说，有着较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特别是他以《毛泽东选集》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蓝本，在五洲率先用戴高帽子游行的方法游斗了担任五州公社主要领导职务的舅舅和担任公社干部的妹妹之后，一些青年农民对他的“大公无私”和“大义灭亲”的作法大为赞赏，便成群结队的加入到他的“五洲总部”。王仁舟的造反队伍因此迅速扩大，名声大振。

　　王仁舟的上述作法一开始就受到了社会及有关方面的关注。1967年2月15日，浠水人武部和浠水公检法组织联合到五州公社抓捕了王仁舟，解散了“五洲总部”。

　　王仁舟被抓捕以后，北京和武汉的几名大专院校学生(其中有人是他的同学)，组成“京汉联合调查组”，乘着“革命大串联”的余威到浠水串联，为王仁舟翻案，得到巴河另一个造反组织——巴河一司的全力支持。“革命大串联”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鼓励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走向社会进行造反活动的一种形式，其用心是用外界力量冲破地方和系统、单位的封闭和封锁。国家当时还一度对外出进行“革命串联”的学生和红卫兵实行旅差和住宿费用全免的办法予以支持。因此，没有人敢对“京汉联合调查组”为王仁舟翻案的串联活动进行阻拦。

　　随着“谭震林二月逆流”受到批判，王仁舟也被认为是受害于“浠老谭的二月逆流”，于7月15日平反出狱。浠水县人武部7月20日也宣布为解散了的五洲总部平反。随后，王仁舟被捧上了“巴河一司”一号头头的宝座，五洲总部则成了巴河一司的下属分部。王仁舟由此也就成为了浠水又一个“响当当、硬棒棒”的造反派领袖。如此一来，浠水就出现了下列奇怪局面，号称支左红旗的浠水人武部一方面支持造反组织浠水革联，另一方面取缔过造反组织“巴河一司伍洲总部”。为此，巴河一司司令部自办的报纸《五洲星火》要人们对《湖北日报》的文章“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五洲星火》还接连发表多篇评论浠水人武部的文章，称浠水人武部是“镇压农民运动的一面黑旗”。

　　三

　　1967年“7·20”事件以后，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文化大革命要进入斗、批、改阶段，革命造反派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要逐步解放出来，进而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三结合”领导班子一律称“革命委员会”。当时，“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职务一律由当地同级军队负责人担任。那就是说，浠水县如果实现“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浠水人武部的负责人就要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这一点，巴河一司头头王仁舟是绝对难以接受的，此为其一;其二，当时已经由浠水革联“解放”出来的一些原浠水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巴河一司则认为也是镇压巴河造反派的幕后黑手，也不能让他们“结合”到领导班子里。有了这些分岐，让浠水革联与巴河一司实现“大联合”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从全国来看，当时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头头都不愿放弃运动初期夺取的权力，因此各地山头林立，武斗不断。虽然中共中央发出了“革命造反派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指示，形势也没有根本改观。7月22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组织代表团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后，各地武斗更是不断升级，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的号令发出后，全国又刮起了造反组织到军队驻地“抢枪”之风。浠水革联也闻风而动，到全力支持他们的浠水人武部“抢”了枪。随后，不可能从浠水人武部得到枪枝的巴河一司也接连两次到黄冈军分区抢枪。此后，用枪支弹药武装起来的“浠水革联”和“巴河一司” 便由“口头谈判”发展到“武装斗争”。随着武斗的不断升级，浠水革联和巴河一司双方不断有人被打死、打伤，其中，浠水革联1967年11月底从兰溪、巴驿两路对巴河一司的包抄进攻最为激烈，巴河一司一次死了张四海等6人。巴河一司把这笔血债直接算到浠水人武部和湖北日报头上，决定抬死尸到武汉游行，找湖北日报编辑部算账。11月28日下午，巴河一司100多人将武斗打死的6人尸体用棺材封好，搬上滨江大队提供的两艘大机驳船，日夜兼程驶向武汉。

　　11月29日早晨，船到汉口，巴河一司100多人簇拥着装有6具棺材的板车，高喊着“拔掉浠水人武部支左假红旗”、“找湖北日报算账”的口号，在汉口大街上游行。下午5点多钟，游行队伍来到湖北日报社址红旗大楼，将棺材停放在大楼院内，冲进湖北日报编辑部，要求湖北日报社交出写文章的编辑记者，并声名要封闭湖北日报。湖北日报社工作人员十分惊恐，被迫交出了《湖北日报》的刊头，巴河一司100多人便在红旗大楼三至六层驻扎了下来(一至二层是湖北日报农村版编辑部)，湖北日报因此停刊。

　　四

　　巴河一司进驻红旗大楼封闭湖北日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武汉三镇。武汉各大造反组织包括各个层次、各种观点的人纷纷到红旗大楼打探情况，同情支持者和反对者开始了激烈的大辩论。很快，巴河一司主要头头王仁舟带着一批能写善辩的干部、学生赶到了红旗大楼。王仁舟将进驻人员按职责分为监视组、接待组、宣传组、后勤组和安全保卫组。

　　监视组的任务是监视湖北日报编辑部编辑记者的行动，不准他们编排版面“偷出”报纸，后来干脆派人占领印刷厂排字车间，让湖北日报断了出报之路;接待组的任务是接待及介绍浠水两派斗争情况和封闭湖北日报的原委;宣传组的职责是到武汉街头刷写标语，并到汉口、武昌、汉阳街头进行宣讲，争取外界支持;后勤组的任务是搞钱吃饭，负责后勤保障;而安全保卫组的职责是派人把守红旗大楼的大门，对进出人员实行登记。虽说进驻红旗大楼的人员的生活由后勤组负责，但由于人多，一日三餐难以保障，便改为一日两餐。时间长了，进驻人员两餐也难，后勤组便组织人员到街头募捐，有时进驻人员只能靠巴河农村送来的炒熟的米面粉子度日。除伙食困难之外，睡处也是个大问题。时值寒冬，在光地板上睡觉，真是又冻又饿，不少人因为患病不得不返回巴河，再从巴河抽调人员补充。为了鼓舞进驻人员的士气，宣传组便组织学习《毛泽东选集》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

　　如此僵持了10天后，12月11日上午，湖北省军区首长在省军区大楼召集浠水革联和巴河一司头头开会，劝说巴河一司进驻人员离开红旗大楼，让湖北日报复刊。浠水革联主要头头出席了会议，巴河一司主要头头王仁舟人在红旗大楼，但他不出面开会，只派了代表参加，并给出席会议的巴河一司代表定下撤离红旗大楼的两个条件：一是湖北日报必须公开向全省作检讨，收回报道所造成的影响;二是公开宣布浠水人武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撤消浠水人武部主要负责人的职务。王仁舟的这两个条件在谈判中被省军区首长断然拒绝。

　　此次谈判以后，王仁舟认为湖北日报之所以强硬支持浠水人武部是因为幕后有个更大的黑手，便指令宣传组人员上街刷写“抓黑手，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内容的大字标语，并于12月18日在巴河一司自办的报纸《五洲星火》上发表《敬告××大人》的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

　　矛头指向当时的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这是武汉地区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刚刚打倒前任司令员，这一位司令员与他们关系密切，是支持他们的。武汉地区造反派对王仁舟和巴河一司的行动由同情变为反对，于是，“钢”派和“新”派共18大造反组织联合发表了两个声明：一是《关于巴河一司坏头头王仁舟挑动农民进城抬棺游行的声明》，把抬棺进城游行定为丑化文化大革命的坏事;二是《关于巴河一司无理封闭湖北日报的联合声明》，限令巴河一司进驻人员于1967年12月24日中午12时以前撤出红旗大楼，让湖北日报在毛主席12月26日74岁寿辰前复刊，否则“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两项声明发布后，武汉“钢”“新”联合组织从15日起派出宣传车到红旗大楼一带进行宣传，并从18日起在红旗大楼周围安上10多个高音嗽叭，面对红旗大楼日夜高喊“巴河一司撤出红旗大楼，否则采取革命行动”的口号。形势十分紧张，人心惶惶。

　　五

　　12月20日晚上，武汉警备司令部司令驱车来到红旗大楼，与巴河一司人员谈判，王仁舟照例没直接参加谈判。警备司令在谈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巴河一司进驻红旗大楼，封闭湖北日报，反对浠水人武部，现在又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可以说这把火是越玩越大了。这一切不怪你们群众，主要责任由王仁舟负责。你们要与王仁舟划清界线，尽早撤离红旗大楼。武汉地区十八大造反组织已发出强硬声明，如果至今还不醒悟，到时后果你们自负。巴河一司谈判代表对此予以反击：“原来是你支持他们攻打红旗大楼，到时一切恶果要你负总责”;“你们跟浠水人武部穿连裆裤，官官相卫，不检查自己，反而嫁祸于人”;“只要答复我们的条件，我们马上撤离，你们不答复条件，我们决不撤离”。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谈判崩裂以后，王仁舟感到十分不安。21日上午在六楼召开的全体人员会议上，他分析了对巴河一司不利的形势，认为十八大造反组织攻打红旗大楼时，湖北军区和武汉警备司令部是不会劝阻的，他要大家多捡石块砖头，在三到六楼门口、窗边堆放，准备居离临下进行反击。当天下午，武汉警备司令部增派了一个排的战士轮防红旗大楼的院门和楼门，气氛越来越紧张。在第二天就要攻打红旗大楼的紧急时刻，王仁舟给联合印刷厂排字车间进驻人员送上亲笔信，要他们趁第二天攻打的混乱时刻将车间整齐码放的铅字全部推倒，使湖北日报短期内不能复刊。这一指令被进驻排字车间的巴河一司人员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推倒铅字，造成的损失巨大，势必会激起武汉造反派更大的愤怒情绪，大家的生命安全将不保。

　　六

　　规定撤离的最后期限12月24日终于到了。从上午9点开始，随着大嗽叭的呼喊，准备攻打红旗大楼的造反派开始集结队伍。大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红旗大楼周围房屋的屋顶上、走廊上到处扒满了人。9点半钟，第一批100多名青年就率先冲撞院门，被守备司令部的解放军战士制止。10点多钟，大约3000多名手持棍棒的进攻者高呼“捉拿王仁舟，赶走巴河一司”的口号又冲向院门，院门被冲开后，人群潮水般涌进院子，冲上二楼。由于三楼的楼门被堵住了，进攻者就攀铁索而上，想从窗户进入楼内。一司守卫者从三楼、四楼的窗户瞄准攀索者用砖头石块狠打，攀索者受伤后纷纷掉落下去。尽管勇敢攀登者不少，但直到下午，仍然没人能攻进大楼。

　　下午4点钟，攻楼者经过商议，找来了又粗又长的铁棍，用许多人轮换抬着不断地砸撞三楼铁门，将楼门撞开后再向楼内薰烟，守楼者受不住烟火的薰呛，只好向四楼撤退，随后四楼门也被撞开。到了下午5点半，眼看守楼无望，王仁舟便趁天黑换上工人工作服，戴上鸭嘴帽，化装成工人，按照预定的撤离计划，从六楼翻窗抱住窗外向地的铁丝拉线溜下高楼，由等候在那里的“钢九一三”头头派出的人员护送到江边上船，逃离现场(这名头头个人曾声明不同意攻打红旗大楼，所以才有这种举动)。

　　王仁舟逃离红旗大楼以后，巴河一司人员在五楼坚守了一阵，便全部撤到六楼大会议室。为了不致死人命，大约一个连的警备区战士也迅速赶到了六楼。他们两个战士保护一个一司人，尽量不让一司人被打伤。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一司人被愤怒的攻楼者打伤，部队战士马上把他们送到医院治疗。攻楼者在红旗大楼内到处搜寻王仁舟，后听说王仁舟已逃走，便先后离开红旗大楼，而受轻伤的巴河一司人员晚上又从各地慢慢返回到红旗大楼。

　　过了一天，到了27日清晨，约有一个排的部队战士到联合印刷厂排字车间做工作，劝留在那里的24名巴河一司人撤离。上午9点，又有数百名攻楼者手持棍棒从四面八方破门翻窗而入，进入了排字车间。眼看血案即将发生，部队战士和几十名排字车间工人手牵手组成人墙，保护着巴河一司人，虽然又有人被打伤，但毕竟没出人命。攻楼者经过搜查，仍然没有发现王仁舟，排字车间码放的铅字也没有像社会传言的那样受到破坏，情绪慢慢平静了一些，随后便撤走了。

　　七

　　两次攻打红旗大楼，既没有抓住王仁舟，也没有发现一司人员在红旗大楼内打砸抢的证据，武汉地区的社会舆论平缓了许多。除了重伤员住院外，其余的一司进驻人员仍然呆在红旗大楼里，而湖北日报依然封闭着。这样相持了几天后，躲在“钢九一三”头头家里养伤的王仁舟(溜铁丝时手脚受伤)接到两份“情报”：一是巴河形势“吃紧”，浠水与巴河武斗升级;二是武汉十八大造反组织对红旗大楼准备实施进一步行动。面对两难境地，王仁舟不得不作出决定：1968年元月5日全部撤离红旗大楼。虽然王仁舟此次强占红旗大楼的行动没有达到个人目的，但他还是强作镇定，安排了一个体面的收尾行动，这就是撤离方案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元月5号上午10时前，由巴河派船接走进驻红旗大楼的多数人员;第二步，10点以后，撤离进驻排字车间的人员。他告诉排字车间留守人员，巴河一司不是失败者，是胜利者，撤离的时候留下影响和声威。5日上午10点，驻留排字车间的20多名人员按照王仁舟的安排提早吃完中饭，排着整齐的队伍，举着巴河一司造反大旗，走出湖北日报排字车间，沿汉口铁路边喊口号边步行，离开了进驻38天之久的武汉红旗大楼。

　　注：1968年春，王仁舟在省举办的浠水两派组织头头大联合学习班上坚持反对联合，被巴河一司代表扭送到省公安机关，后绝命于狱中。

　　此文根据事件亲历者周新林等人的回忆整理。整理时参考了当年的《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和当时的《五洲星火》报、《浠水革联》报等相关资料。

　　(陈玉能：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第一届黄冈市委会副主委。周新林：中共党员，浠水县巴河镇初级中学退休教师。)

　　文革期间的“忠字舞”

　　梅春林

　　文化大革命中，造神运动发展到了顶峰。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要在毛主席雕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我们村也不例外，在生产队稻场上边，砌了一个照壁形状的毛主席画像墙。墙上的领袖画像是一幅形神兼备的彩色木刻复制品，出自我的好友李兄手笔。李兄是我们县老三届中杰出的美术人才，因其祖父历史上有点问题，不能在外当红卫兵造反，只好回乡务农。

　　队里有了这个画像墙，每天早上开工之前和晚上收工之后，社员们都要一齐聚在领袖像前，高唱革命歌曲《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在大队文艺宣传队骨干的辅导下，大跳忠字舞。与泥巴打交道的农民，腰板僵直，随歌声起舞，象鸡鸭低昂。忠字舞要求回首整齐划一，翻身如向日葵花。毫无训练的男女老少，手捧红宝书，胸佩金光灿灿的像章，拥前挤后，举手顿足，进退去来，希闻希见。这是农村有史以来少见的奇特景象，林彪事件发生后，群舞遂止。

　　查宋代周密的《齐东野语》，知道宋代盛行以人群作字舞。周密曰：“州郡遇圣节锡宴，率命猥妓数十群舞于庭，作‘天下太平’字，殊为不经。而唐《乐府杂录》云：‘罗衫叶叶绣重重，金风银鹅各一丛，每遇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则此事由来久矣”。读完这段文字，方明白“忠字舞”乃是古人发明的舞蹈，不是现代人的独创成果。

　　(蕲春县政协供稿)

　　邾城究竟在哪里

　　梁敢雄

　　邾城是战国至西晋六百年间江淮地域赫赫有名的城池。战国暑期楚国境内有邾邑，汉初衡山国都城称邾，继而两汉至东晋有邾县，直到东晋咸康四年被后赵铁骑踏破，此后邾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消失年代遥远，历史典籍记载差异，使后世对邾城遗址在哪里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黄州城北郊的今禹王城遗址，一说在今武汉市新洲区政府所在地。我认为，邾城只有一个，它就是长江边黄州北郊的禹王城，不可能是举水边的新洲城。

　　一、彼此无关的两个邾城说的由来与证讹

　　鉴于两说各有史料支持，乾隆《黄州府志》搞折衷，将邾城一分为二，主张有两个不同的邾城：即把衡山国都、汉晋邾县城定在旧州城;把楚国迁邾之邑安置在今黄州城北郊的禹王城，从而否认衡山国都邾、汉晋邾县城是继承楚国邾邑而来的。《辞海·邾字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指出除有古邾国在邹(今山东邹县)外，另立有古邑名与古县名两个条目：1.“古邑名，战国楚地，楚宣王灭邾国迁其君于此，故名。在今湖北黄冈县”;2.“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湖北黄冈西北。项羽分封吴芮衡山王都此。…东晋末废。”注意：《辞海》把古邾邑与古邾县分置于“今湖北黄冈县”与“湖北黄冈西北”两地。前者当指今黄冈县东南的禹王城;后者当指黄冈地区(今为黄冈市)西北部当时所辖的新洲县。两邾城的历史与今址都不相同。由此看来《辞海》大致上采纳了乾隆《黄州府志》说，明确主张楚迁邾所居的古邾邑与秦晋时邾县城是两个无关的今址不同的城邑。历史果真如此吗?

　　查《汉书·地理志》中荆州江夏郡邾县条，班固自注曰“衡山王吴芮都邾”;《后汉书·郡国志》邾县条下梁代刘昭注引晋王隐《晋书·地道记》云“楚灭邾徙其君此城”;晋《太康地理志》云“楚灭邾，迁其民于江南，因名县也”(《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以上四种汉晋古志书及梁代刘昭认定：曾为衡山囯之都的两汉时至晋时的邾县城，其所以名邾是因楚灭邾徙居此城之故。可见把楚迁邾之古邑与汉晋时古县城当作两个不相干的邾城分置于两地，明显与上举古地理志记载不符!如果说上举古籍记载均系只言片语，看不清邾城演变的历史，那么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则将邾城的始末——从楚国邾邑起至东晋时城废止的演变史讲得清清楚楚。《水经注》言举水历赤亭分二水南流入江的举口之下称：“江水又东迳邾县故城南，楚宣王灭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汉高帝元年项羽封吴芮为衡山王，都此。晋咸和中庾翼为西阳太守，分江夏立。咸康四年，豫州刺史毛宝、西阳太守樊俊共镇之，为石虎将张格度所陷，自尔丘墟焉。城南对芦洲。”下接“江水右得樊口”及“左径赤鼻山南(黄州赤壁矶)”[1]。这一段文字堪称一部邾城兴亡简史!它彻底澄清了历史上邾城只有一个：它就是楚迁邾之邑、衡山王吴芮之都、后为汉、晋的邾县城!东晋咸和至咸康间西阳郡一度寄治所于此，直至被石虎将踏破。与上举四种古籍的记载完全相符。由此足证乾隆《府志》与《辞海》所主张的两邾城说不能成立!特别是郦注称邾“城南对芦洲”，芦洲在何处?芦洲在樊口上游附近，有《江图》为证。《江图》是严肃的地理学著作，也是郦氏注《水经》江水篇的重要依据之一，为晋宋间人刘仲雍所著(郦注江水篇中多次提到的仲雍即此人)。该著称“芦洲至樊口二十里”(《昭明文选》卷7李善注引)。樊口即今鄂州樊水入江口，古今地理位置未变，是一个极为可靠的座标。樊口西北斜对岸即今黄州城，沿江南岸曲道上行20里处为芦洲。芦洲正对岸即今黄州城北郊的禹王城，亦即《郦注》所称被后赵石虎将攻破的邾县故城!不论明清至今新洲邾城说者如何诡辩，都无法面对《水经注》及《江图》的确凿指证!

　　二、邾城遗址在江边黄州禹王城，不可能在举水边的新洲

　　上引《水经注》文记载得很清楚：楚邾邑、衡山王都、至汉晋邾县虽治权更替而治所不变，其址只能在举水入江口(今团风镇西)之下、黄州赤壁矶之上的大江北岸，根本不在举水流经的南岸新洲城!除上举五部古籍外，邾城只能在黄州禹王城而不在新洲还有六证:

　　证一，我国现存最早又较完整的方志——唐元和八年(813年)成书的《元和郡县志》卷27黄州黄冈县条下称：“故邾城在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故邾国也。后为楚所灭，汉以为县。”[2]从隋至晚唐初黄州与黄冈县同治旧州城即今新洲城，唐元和时县治尚在旧州城，其东南120里正在今黄州城北郊的禹王城。

　　证二，稍早于前者开创我国典志体通史的杜佑在《通典·州郡门》指出：“黄州东南百二十里，临江与武昌相对有邾城[3]”，确指邾城在黄州旧州城即为今新洲城东南120里外。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杜佑历任过唐水陸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负责过国家物质调运工作而熟知各水陸交通要道上城市的具体位置及里程。而且他还任职淮南节度使，直接管辖黄州，故熟悉黄州及邾城旧址。杜佑在诠释邾城方位时还特别加上了“临江与武昌相对”七个字。武昌，即今鄂州市。这就完全排除了邾城在举水滨新洲城的可能性。

　　证三，《三国志·吴主传》言赤乌四年“陆逊城邾”。《晋书·陶侃传》载荆州刺史陶侃镇武昌城时“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 侃不答而对其将佐言“”我所以设险以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今纵有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陆逊重建邾城并用三万重兵据守，正是为了拱卫对岸的曾两为吴都的武昌城，足见邾城是武昌在江北的屏障，岂会远在一百几十里外的新洲?陶侃不分兵占对岸邾城，主要依靠长江天险守武昌。

　　证四，《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的江夏郡都首列西陵县(大致包括黄陂、麻城两县和黄冈县北部)，且都辖有邾县。西陵县三国时因吴魏争夺其址被并入他县，县名则被孙吴移于夷陵;邾县城直到东晋践为废墟前一直在原址。那么两汉江夏郡的首县西陵治所何处?《元和郡县志》称“黄冈县本汉西陵县地，故城在县西二里”[2]，与唐初《括地志》所载一致。这就是说两汉时西陵县故址就紧靠在后来的黄州旧州城旁!那么两汉的邾县城怎么可能与当时的西陵县城扎堆在旧州城，而不在东南百里之外呢?

　　证五，《晋书·毛宝传》记载：东晋咸康年豫州刺史毛宝与西阳太守樊峻率万人守邾城，时毛宝军中有人在武昌城购得白龟一只，养大后放入了江中。后邾城被后赵铁骑攻陷，“赴江死者六千人，宝亦溺死”，而放龟士兵投江后被白龟背至东岸而免于难!这正是黄州赤壁西北有白龟渚和赤壁矶上建有放龟亭、其下有翘首蹲踞的白石大龟的由来。白龟救人虽为传说，却被收入《晋书》。可见毛宝所戍邾城应在长江边，与对岸武昌城仅一江之隔。而新洲城在举水南岸不在江边，且远距武昌一百几十里外，显然非是。

　　证六，上举诸史据均不晚于唐代。晚唐黄州迁州治迁至今址(雄按：城北八里许的禹王城与州城可视为一地)后，史学界仍有记载。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晋纪》即称“武昌北岸有邾城”，元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胡三省注《通鉴》时对邾城的地理位置就作过多次注释，如在其卷96注曰：“邾城在江北，汉江夏郡邾县之故城也。楚灭邾徙其君于此，因以为名，此黄州也。杜佑曰…临江与武昌相对有邾城”， 还在卷65注引北宋真宗时人宋白《续通典》曰“黄州，汉邾县也。”由此可见，主张古为楚邾邑的汉邾县就在武昌对岸的今黄州城，也是北宋到元代史学界的共识。新洲邾城说的出现不早于明代中期!

　　三、邾城新洲说谬误产生的根源

　　乾隆《黄州府志》与1980年版《辞海》之所以有两个邾城之说，与南宋至今国内流传的《史记正义》引唐代《括地志》文对黄州黄冈县治至邾城有两种不同里程有关。鉴于《汉书·地理志》邾县条下曰“衡山王吴芮所都”，故乾隆《府志》取《项羽本纪》介诏“立芮为衡山王，都邾”时《正义》所引《括地志》称“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为据。《括地志》在唐贞观时成书，当时州、县同治旧州城即今新洲城。按此志文古邾城遗址仅距今州城20里，仍可视二者为一地，故主张衡山王所都邾城在今日新洲城处。并另据《楚世家·正义》称“括地志云：故邾国在黄州黄冈县东南百二十一里”，而把在新洲城东南120里外的今黄州城北郊的禹王城为指故邾国。这也是今人主张邾县城在新洲和两个邾城说最主要的证据!然而这一主要的证据存在重大谬误：《项羽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称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恰在“二十里”前脱漏了一个“百”字!如不脱字则与《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文一致(文末一里误差不必计)。唐代著名地理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对邾城作注了四次。除自注一处外，三次注引了《括地志》同一条文，上举两引《括地志》文其中一引必有讹误!此外流传到日本的唐写本《史记·陈杞世家·正义》所引《括地志》曰“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一百二十一里”[4]108，恰恰与《楚世家·正义》所引《括地志》文中的方位里数全同，並纠正“故邾国”为“故邾城”。《史记正义》唐代时是单独成书的，宋代刻书将《正义》等三家注合刻于《史记》书内时，注文被大量删削，且因多次翻刻文字亦有讹误。唯流传到日本保存的多种古写本《正义》比国内现有史记版本多出《史记正义》佚文1600多条，讹误亦少，受到史学界的极大重视[4]。这一《项羽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脱漏“百”字案，正可由流传到日本的古写本《史记正义》所证实!依此，按距旧州城城东南120[2]里计，故邾城非今黄州城北郊的禹王城处莫属!此外张守节还在《货殖列传·正义》言衡山郡处曰：“故邾城在[黄](潭)州东南百二十里”。句中黄字原讹为潭，系同治时金陵书局版《史记》校勘者张文虎所校正。张称“此潭州，意涉下长沙而误。而此文‘百’字与郡县志合，可补彼注之阙。”[5]这就是说由于《货殖列传》言衡山郡后又言长沙，而长沙隋唐称潭州，因意涉下而将黄州笔误为潭州。所谓“百字与郡县志合”指该传的记载与《元和郡县志》记载故邾城的里数百二十里相合;所谓“可补彼注之阙”，是指此处的“百二十里”，正可据以校补《项羽本纪·正义》所引《括地志》文“二十里”前脱漏的百字。此外，成书于《括地志》后的杜佑《通典》关于邾城在“黄州东南百二十里临江与武昌相对”的记载，亦足证《项羽本纪·正义》引《括地志》所载邾城之文的确脱漏了一个百字。对此脱字贺次君先生在《括地志校注》(中华书局1980版)中早已作了校订。今新洲邾城说者佯装不知，仍将《项羽本纪·正义》所引脱漏了“百”字的《括地志》文作为立论的主要证据。

　　四、黄州北郊禹王城的悠久历史

　　1957年、1962年黄冈县文化館与省文史館、博物館先后到黄州城北郊禹王城作过两次考古调查，发现邾城城垣遗址尚存。城址南北长1500m、东西宽600m、残高2—6m。直至今天东、南两面城垣遗址仍清淅可见。历史上禹王城曾称女王城、汝王城、吕阳城等等，其实都是邾王城之音讹。据黄冈文物部门调查在此城之北、之南分布有上千座古墓，现已发掘的战国至汉晋古墓葬近两百座，以战国墓最多。出土了陶器、玉器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除少量礼器几乎都是青铜兵器(现分藏于市、区博物館)。铜兵器数量巨大，晚清民国时还流入到黄州城不少老居民家(如笔者婶娘与邻居家都曾藏有绿锈斑斑的青铜剑)。可见在楚都东迁陈郢之后，邾城便成为了楚国西北境内的军事重镇!总之，根据大量古文献记载，並参考禹王城古城垣遗址与地下发掘物来看，位于黄州城北郊的禹王城，就是曾为楚国晚期军事重镇、秦衡山郡治◆、汉初衡山王都、三国时曾经陆逊重建过的汉至晋代的邾县县城!邾城被胡骑践破后，该地域被继而代之的新西阳郡所纳。此新西阳城建在今黄州青砖湖社区，延续到南朝陈太建7年治所才迁往黄陂。其遗址两百多年后成了晩唐时黄州治所由旧州城南迁所到之地。这即是说今址在禹王城的古邾城正是今黄州城的前身!新洲朋友大可不必抛弃由唐代《括地志》和《元和郡县志》一致肯定的汉西陵故城，老抱住在明代之前旧州城一天也未称呼过的“邾城”不放。

　　◆注《史记》载奏始皇28年南巡“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此处衡山即为与南郡並列的郡名。2007年入藏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秦简中，编号为1221号、383号的简文中就分别明确记载有衡山郡。

　　【参考文献】

　　[1]陈桥驿点校[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卷35 上海古籍版1990

　　[2][唐]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P653 中华书局1983

　　[3][唐] 杜佑《通典》P2549岳麓书社1995

　　[4] 张衍田《史记正义佚文辑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清]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中华书局1977 P742

　　(梁敢雄：鄂东职业技术学院退休教师)

　　徐寿辉和天完国

　　史智鹏

　　罗田人徐寿辉是与朱元璋并驾齐驱的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他发动反元起义，崛起蕲黄，创立天完国，称帝建号，立国九年，盛时雄兵百万，纵横江汉，横扫江淮，席卷东南，掌控湖广、江西、江浙、河南、福建诸省广大地域，使元朝在南方的统治几近崩溃，为明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徐寿辉不愧为蕲黄第一草莽英雄，天完国的反元功绩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不可磨灭。

　　天完国的建立

　　起源于宋代的白莲教是杂揉佛教净土宗、摩尼教(又称“明教”)、弥勒教等宗教理论成份的民间秘密宗教，元朝建立以来，白莲教一直在民间传播，具有广大的信众基础，到元末，白莲教呈燎然之势，并形成以韩山童为领袖的北方白莲教系统和以彭莹玉为领袖的南方白莲教系统。

　　彭莹玉是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元末白莲教教主之一，至元四年(1338 年)，其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反元被镇压，彭莹玉逃亡到淮西，在大别山区秘密传播白莲教14年，“往来蕲黄间，因烧香聚众”(《续资治通鉴·元纪》)，经过多年经营，江淮间“愚民信之，其徒遂众”(明·陆深《平胡录》)。徒众中以两位最为得力：一个是铁匠邹普胜，黄州麻城县人;一个是渔民倪文俊，黄州黄陂县人。

　　白莲教以“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相号召，彭莹玉、邹普胜传播、发展白莲教的真正目的是秘谋改朝换代，并认定往来于蕲黄二州之间做布贩生意的罗田县天堂寨人徐寿辉是弥勒佛转生，命里注定是人世间帝王。

　　至正十一年(1351 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等人经过周密部署，率徒众在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焚香盟誓造反，在蕲黄地区举起反元义旗。徐寿辉以“相貌异众”而被推为起义军领袖。

　　义军举事后即迅猛扩展。“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续资治通鉴·元纪》)，九月，徐寿辉率义军攻占蕲水县城(即今浠水县城)后，命部将邹普泰领兵攻打蕲州，元蕲州路总管弃城潜逃，又命部将倪文俊领兵攻克黄州城，大败元威顺王及其子统领的元军，并俘获威顺王之子。这样，蕲黄二州为义军据有。

　　十月，徐寿辉在蕲水县城清泉寺称帝，将国号定为“天完”(“天”是“大”字上加一横，“完”是“元”字上安宝盖，“天完”就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年号“治平”，以蕲水城为都城，其中央行政机构叫“莲台省”(“莲台”即西方净土中的莲花宝台)，设统军元帅府、中书省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又沿元制分封官职，如邹普胜为国师，周仕信、周仕聪为同知枢密院事，倪文俊为领军元帅。

　　天完国是元末各路反元武装力量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实体，徐寿辉是元末群雄中最早称帝的起义领袖。天完军战士头裹红巾，“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续资治通鉴·元纪》)，称为红巾军，又因“烧香聚众”，称为香军。历史上称为西路红巾军，又称南方红巾军。

　　天完国国势军威

　　天完国建立后，迅速以蕲州、黄州为中心，东征西讨，开疆拓域，摧毁元朝统治。

　　治平元年(1351年)十二月，邹普胜、倪文俊受命率军溯江西进，上略武昌、江陵诸地，抚招随州明玉珍。次年元月，天元军不仅据有汉阳府、兴国府，还占领元朝湖广行省所在地武昌城。此后，天完军兵分两路。一路挥师经略，很快占领了安陆府、沔阳府、中兴路，仅月余间荡平江汉。另一路则由彭莹玉、项普略率领，移师东下，攻打长江中下游的江西行省和江浙行省。天完军舳舻蔽江而下，首攻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江州总管李黼与黄梅县主簿伊苏特穆尔力战身亡，江西门户洞开，至六月间，天完军连克南康路、袁州、岳州路、衡州、瑞州、饶州路、徽州、信州、吉安路、建昌路、邵武路、福宁州、道州等东南广大地域，形成“湖广已陷，江西被围，淮浙多故”(《元史·星吉传》)的局面。治平二年(1352年)七月，天完军攻克江浙行省所在地杭州。

　　在天完军东征西讨前期，元军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抵抗和反击，往往望风即溃，不战而逃。但是到了治平二年七月，天完军攻势严重受挫，尤为严重的是，在血战徽州时，彭莹玉、项普略均战死沙场，彭莹玉在天完国有崇高威信，是徐寿辉的坚定支持者，他的殁没，对天完国的国势军威损失极大。自治平二年七月到次年五月间，天完军与元军在江淮以南各地厮杀争夺，虽互有胜负，但总的来说，形势已发生逆转，元军攻势增强，天完军失利颇多。特别是治平三年三月，天完军倾十万兵力而不能克复池州，使天完军的军力与军心严重挫伤。

　　治平三年五月，元廷调集湖广、江西、江浙、河南、四川五省兵力(其时，元廷将全国分为十个省)，以天完国国都——蕲水城为目标，展开空前规模围剿。在元军强势攻击下，天完国地域丧失殆尽。七月，元军主力自江州西上，在蕲州大败天完军，抵兰溪口，分兵上下巴河，击溃天完水师，兵临天完国都。天完将士在此严竣形势下，仍顽强不屈，殊死拚搏，终因寡不敌众，至十二月份，国都蕲水城失陷，莲台省四百官吏将士皆战死沙场。徐寿辉突围至黄梅山中潜伏。

　　天完国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崛起于蕲黄，雄兵百万，称雄江汉，横扫江淮，席卷东南，掌控湖广、江西、江浙、河南、福建诸省广大地域，使元朝在南方的统治受到沉重打击。

　　天完国中兴与覆亡

　　国都蕲水城失陷，天完国几乎覆没，徐寿辉、倪文俊、欧普祥等人率余部艰难地转战江淮山区湖泊之间。但就在此时，全国反元斗争形势大变，张士诚反于高邮，并于治平四年(1354年)正月称王，国号周，攻略江浙城池。元廷为拚凑大军讨伐，将在蕲黄一带追剿天完军余部的江浙、江西行省元军转移至江浙，天完军余部得以解围。

　　天完军经过修整恢复，力量逐渐壮大，遂重整旗鼓，挥师再战。治平五年(1355年)正月，倪文俊率天完军攻克沔阳府，进逼武昌。全歼元威顺王宽彻普化的军队。此后，天完军在湖广、江西攻城夺邑，收复失地，中兴路、襄阳、武昌、汉阳、兴国等州府皆为天完军所有，兵力已达十万。元廷警讯迭至，以湖广平章勒乎穆节制苗军参战，以江浙行省平章布延特穆尔率军守御蕲、黄之兰溪等处，皆无济于事，天完国疆域再由湖广扩展至江西。

　　倪文俊鉴于再造之天完国已是兵多势众，元气恢复，遂在汉阳重建新国都，迎徐寿辉居之，并重建朝廷，倪文俊掌国事权柄，陈友谅为领兵元帅。又改年号为太平。

　　天完国继续开疆拓土，自太平元年(1356年)三月至十二月，相继与元军大战于襄阳、常德、澧州、衡州、岳州等地，胜多败少，日益强大。太平二年(1357年)，元帅明玉珍率天完军向川陕发展，川蜀各州县望风归附，徐寿辉授明玉珍陇蜀行省右丞职，全权节制川蜀。

　　天完国再度崛起，倪文俊功不可没，但他自恃功高，渐生取而代之之心，于太平二年九月谋弑徐寿辉，事泄，仓皇自汉阳逃避到黄州，其时，陈友谅驻节黄州城，他见倪文俊势败，乘机袭杀倪文俊，吞并其部众，自称宣慰使，旋晋平章政事，开始掌握天完国权柄。

　　太平三年(1358年)正月，陈友谅统帅天完军主力与淮南行省右丞余阙统帅的元军在安庆决战，余阙力战身亡。安庆是元军在长江中游最坚固的城池，它的失陷和主帅战死，给元廷元军上下以沉重打击。天完军遂相继攻克枞阳、池州、龙兴路、瑞州路、邵武路、吉安路、建昌路、赣州路、汀州路、信州路、衢州、襄阳路、宁国、太平等广大地域。至此，天完国在元末群雄中力量最为雄厚。徐寿辉在太平三年八月决定改元为天启，此年(1358年)即为天启元年。天启二年(1359年)，徐寿辉又迁都江州(今江西九江)，改年号为天定。

　　陈友谅本来就是野心勃勃的人，此时，他已掌管着军政大权，羽翼丰满，便谋划弑君夺权，徐寿辉迁都江州，陈友谅暗中将徐寿辉的心腹部将全部杀害，接着自称汉王，设置王府官属。自此，天完国事权一归于陈友谅，徐寿辉仅拥虚位而已。

　　陈友谅大权在握，急谋篡位。天定二年(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挟持徐寿辉，率部与活跃于长江下游江淮间的朱元璋作战，攻占太平路，在驻兵采石矶时，陈友谅暗置伏兵，弑害徐寿辉，并迫不及待地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年号为大义。

　　至此，天完国亡于内讧。

　　徐寿辉遇难，在天完军中激起强烈反响，其江浙、江西的天完军部将兵士多转投朱元璋，其陇蜀行省右丞明玉珍与陈友谅决裂，后自立为帝，国号大夏。

　　天完国再度兴盛后，兵多地广，基本上摧毁了元朝在其地域内的统治力量。其覆亡之因，一为倪文俊、陈友谅握国权柄，图谋篡位。一为徐寿辉“木强无他能”，缺乏雄才大略，无法节制部属，导致国灭身亡。

　　(史智鹏：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

　　广济籍同盟会员与辛亥革命

　　陈淑先

　　1905年8月20日(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举行第一次大会，推举中山先生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建立完整机构，宣告中国同盟会成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革命运动有了真正的中心。同年底，广济籍留日学生居正、彭汉遗、张绍良、李渭滨等人先后加入同盟会。是早期的同盟会员。他们回国后，在湖北省城和广济等地，相邀发展广济同盟会员100多人。现能载出姓名的有：方震、彭汉一、周武彝、张盘、郭孝彝、方信祯、陈寿山、李林甫、李中岳、伍静田、伍秉初、胡采香、伍芗梧、查东之、吴东楼、方式如、夏祖庆、胡鼎香、陶林轩、陈润芳、陈子坤、饶勋存、夏汝阳、胡汤仁、胡超轶、胡苾香、吕耀东、胡和润、陈数彰、朱六顺、吴道南等。

　　辛亥武昌首义前，在同盟会的影响和推动下，湖北省城出现的许多革命团体中，有一部分广济籍同盟会员是骨干。其中参加日知会的有彭汉一、张盘。发起共进会的有居正(任该会内政部长)、彭汉遗(任该会外交部长)。彭汉一担任共进会在黄州团结会党的联络人。刘文岛参加武昌陆军第三中学革命组织“竟存社”和“黄汉光复党”。陆军第三中学的周武彝参加“竟存社”，后加入“文学社”。饶校文参加“教学研究会”革命组织并主持该会教务。1907年4月，广济人张聘安同武昌陆军特别小学革命志士共策组织“集贤学社”革命团体，并资助200两银作为该社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彭巨法是日知会的卫星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要成员之一。

　　同盟会员在广济境内活动的主要地点是梅川镇桑梓园，梅川郊外的雨山寨、李兴泗、黄家铺、宋林，蕲广交界地段陈广、田华垸;武穴郊外的细陈文玉垸。辛亥起义前夕，居正返乡筹集革命经费，得到本籍革命人士的援助。如胡采香(胡长寿垸人)、吴东楼(梅川杨家垸人)等变卖田产，支持革命。宣统三年(1911)三月，同盟会员吴东楼、胡超轶等在梅川县城方震寓所秘密集会。被县衙侦悉，幸与会者及时发觉，待清兵前来抓捕时，都已安全转移。同年五月，饶勋存、吴东楼、陈寿山、胡超轶等，在桑梓园普庵寺议事，策划夺取县衙清兵的武器装备，未几事泄。县衙派兵将饶勋存逮捕下狱。吴东楼等邀集革命人士百余人，强行冲进牢房，将饶勋存营救出狱。八月，因革命党人经费匮乏，众推胡超轶、胡苾香到宋林垸筹款，反动乡绅密报县衙，知县派出清兵将胡超轶、胡苾香逮捕入狱，并于次日将他俩在梅川教场街杀害。

　　在辛亥首义期间，广济籍同盟会员直接参与起义活动的有：居正参加阳夏之战，并主持邀请黄兴赴鄂督战等。方震在起义时办理军政庶务及民政，后任都督顾问官。张盘在起义之日赴咨议局，被推举为都督府秘书官，后又出任会计官，创办义捐，筹集军饷。彭汉遗协助孙武筹备一切，后又在军政府筹划首义期间各项事宜，与吴道南同任武昌军政司法部副部长。饶校文任武昌军政府教育司参议。李渭滨参加并组织革命人士投入起义活动。周武彝任军务部军事检查员，并参加黄兴组织的敢死队，到汉阳与清军决战。后来，周武彝参加北伐，历任团长、副军长，授中将军衔，为抗日战争和湖南和平解放作过贡献。建国后任湖南省政协常委，97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病逝，享年102岁。

　　(武穴市政协供稿)

　　宛希先：第一个坚定地追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人

　　唐 亚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井冈山》中，宛希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宛希先坚定地追随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跟着毛委员干革命

　　宛希先，1906年出生于黄梅县一个普通店员家庭里。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向往革命，在黄梅地下党组织和兄长宛希俨的帮助下，参加了县里的革命活动。1925年，他中学一毕业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北伐的行列。后来他随宛希俨到汉口，进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宛希先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毅然放弃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政治指导员之职，同卢德铭等一起前往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因未赶上预定日期而转赴修水、铜鼓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秋收起义未能实现预定目标，部队也在战斗中几经挫折，损失严重。前委书记毛泽东审时度势，在文家市收集残部，决定向井冈山转移。9月19日晚上，宛希先在浏阳文家市里仁中学出席前委扩大会议。他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英明决策，反对余洒度“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错误主张，并与曾士峨、张子清等相互鼓励，坚决跟随毛泽东。

　　部队从文家市出来后，由于粮食不足，缺医少药，加之天天翻山越岭，还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的不断追击、骚扰，士气十分低落。特别是9月22日，部队在萍乡的芦溪遭到赣敌袭击，虽然突出重围，但伤亡很大，总指挥卢德铭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极情绪，一些人以为败局已定，纷纷不告而别，不久部队便由1500多人锐减到800多人。

　　9月30日清晨，部队在三湾村前枫树坪集合。面对情绪低落的部队，毛泽东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和胜利!”为了坚定大家的革命意志，他又明确指出：“我们干革命，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此行前去，山高水长，任重道远。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有愿意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热烈欢送，并且发给路费!”毛泽东说完后，下面一片寂静。这时，宛希先首先举起手中的武器，大吼一声：“跟着毛委员打天下，坚决革命到底!”喊罢，站到了左边。紧接着，张子清、曾士峨、伍仲豪、罗荣桓、何长工等也站到了左边。在他们的带动下，绝大多数同志选择了跟随毛泽东。留在右边的十几个人，每人领了5块光洋，丢下武器，各自散去。

　　宛希先给了毛泽东巨大的支持。当时毛泽东的身份是前委书记，不直接指挥队伍，加之官兵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少干部还是黄埔生难以掌握。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宛希先、张子清、曾士峨、罗荣桓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才稳定了这支队伍，这也就成了毛泽东以后对这支队伍、对宛希先等人特别信任和器重的重要原因。

　　三湾改编后，起义队伍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宛希先任一团政治部主任兼一营党代表，并被增补为前敌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又配合毛泽东在三湾接见并说服原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和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文才的代表，为进军井冈山打下了基础。

　　茶陵城下的风云

　　宛希先为革命立下的另一个重大功绩，是协助毛泽东及时平息了“陈浩叛变”事件，保存了秋收起义的骨干和精华。陈浩在三湾改编后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此人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有一定的军事经验和指挥能力，但革命意志不坚定。1927年11月18日，毛泽东派宛希先和陈浩率领工农革命军主力攻打茶陵获胜，打开了监狱，处决了国民党县长。在攻克茶陵之后，陈浩开始贪图享乐，走向歧途，背着宛希先成立所谓“人民委员会”，从部队委派了一个县长，沿袭旧政权办事制度升堂审案，征捐纳租，使当地群众深感失望。

　　宛希先作为团政治部主任，和三营营长张子清等对陈浩等人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抵制和批评，但陈浩等拒不接受批评。宛希先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将陈浩等人的错误用鸡毛信及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知晓后，复信指出，“人民委员会”应立即撤销，同时对陈浩等人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指示宛希先成立工农兵政府。

　　宛希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群众，从基层产生了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组成新政府常委，并由代表推举谭震林任政府主席。设立了民政、财经、青工、妇女等部门。1927年12月28日，举行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从而诞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后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为全国红色政权建设的典范与样本。

　　1927年12月下旬，湘敌方鼎英、吴尚等分别从安仁、攸县、高陇等地进逼茶陵。鉴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宛希先和张子清等主张撤出茶陵，回师井冈山。而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却企图假借将部队撤往湘南，乘机把工农革命军700多人拉向湘敌方鼎英那里去。为此，陈浩还下令拆除茶陵城东门河上的浮桥，妄图切断工农革命军回井冈山的退路。

　　宛希先、张子清等对陈浩此举作了面对面的斗争，并设法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毛泽东得知这一紧急事态后，力图挽救这支部队，12月25日从宁冈茅坪出发，26日傍晚到达与茶陵城一水之隔的中瑶村。27日拂晓，毛泽东一行通过向当地百姓打听，得知部队已南撤，当即决定加速追赶。12月27日上午，陈浩率领南撤的部队先于毛泽东到达茶陵大墟镇湖口。在湖口，陈浩仍然坚持率部继续南撤，欲去桂东投靠方鼎英，而宛希先等人则坚持率部东进井冈山，回到毛泽东身边。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但慑于陈浩以团长身份下达的命令，部队被迫继续向南缓慢行进。情况十分危急。

　　在这支部队将要离开湖口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一行赶至茶陵湖口，传令他们开回湖口宿营。当晚，毛泽东在其住处主持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宛希先、张子清等揭露了陈浩一伙妄图叛变投敌的阴谋，毛泽东当即命令逮捕陈浩一伙，随即讨论决定了部队的行动方向。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在湖口东侧的一块稻田里召开了全体指战员会议，他代表前委公布了陈浩一伙的罪行，继之把部队带回了井冈山。

　　在宛希先的协助下，毛泽东于茶陵湖口挫败陈浩一伙的叛变阴谋，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年幼的工农革命军。要知道那700多人是秋收起义队伍的精英，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展与壮大的保证，如果让叛徒的阴谋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血洒井冈热土

　　1928年1月，宛希先等率领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指挥下，攻克了井冈山东南最大的反动堡垒遂川城。尔后他又自告奋勇，前往九陇山开辟革命根据地。在九陇山，他带领干部战士走村串寨，访贫问苦，宣传革命道理，并在九陇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和由200多人参加的农民赤卫队。他指挥赤卫队，按照游击战术的要领与敌周旋，诱敌深入，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对九陇山的围攻，使九陇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一大屏障。

　　朱、毛会师以后，宛希先身兼第十一师党代表和湘赣边界特委常委二职。当红军大部队被湖南省委拉往湘南，湘赣两省敌军11个团大举进攻永新 之时，宛希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担任北路行动委员会书记，带领九陇山军事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三十一团一营一连及三营七、八连，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切断敌人的交通。白天，他们在山坡上丛林中到处插上红旗、梭镖，晚上，在山头岭腰遍燃火把，不时主动出击。就这样，他和东、中两路行动委员会密切配合，总共以一个团的兵力，将敌人11个团困在永新城附近30里内达25天之久，史称“永新困敌”，创造了红军战史上的奇迹。

　　为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联合“会剿”，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发展，留下彭德怀的红五军与王佐的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边界。包括宛希先在内的红四军的一批骨干，如何长工、张子清、陈毅安等被留在井冈山，大大充实了根据地的工作。

　　其实，毛泽东留下宛希先在井冈山，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内土、客籍争端纠结不清，极大地影响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湘赣边界特委以土籍人员为主，而以王佐、袁文才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则以客籍人员为主。井冈山根据地留传着这样一句时谚：“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关系。王佐、袁文才出身绿林，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其他人的话则时听时不听，给边界特委以目中无人的感觉。恰逢中共六大决议中有关于清除工农红军中绿林头目的内容，给双方的争斗悲剧埋下了伏笔。而作为湘赣边界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是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毛泽东出于对井冈山根据地的深厚感情，留下宛希先在井冈山，是希望他能发挥好调解和缓冲作用，肩负协调双方矛盾、巩固根据地的重任。

　　1929年2月，宛希先以特委常委和巡视员的身分，牵头召开了宁冈、永新、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重新恢复了特委，继续领导边界军民的对敌斗争。红五军重返井冈山后，宛希先又受特委派遣，到茶陵特别区任区委书记，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但此时，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却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的关系一向很好，彼此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宛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而随着双方矛盾的不断升级，边界特委与袁、王二人形同冰炭之际，宛希先的地位便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如果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则必先搬开宛希先这块巨石。

　　1930年2月，远在湖南茶陵的宛希先收到湘赣边界特委的紧急通知，令他火速赶回，会同袁、王所部与各县赤卫队进攻永新县城。宛希先不敢怠慢，立即率部赶回参战。途中因国民党正规军的阻袭，宛希先耽误了行程，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才赶到永新大湾村。

　　实际上，此时的特委已经对宛希先动了杀机。宛希先刚到大湾，特委副书记王怀等人就指斥他不服调度，贻误战机，不容其分辩，就将其绑起关押了起来。宛希先明白，杀身之祸就在眼前，唯一的出路就是赶快脱身赶往袁文才、王佐处。是夜，他趁看守疏忽，用力掀掉土屋的木窗，逃上了山。可是一则天黑，二则心急，转来转去，始终不辨方位，他只得决定躲在山上，等天亮再走。王怀等人很快就查悉宛希先逃走，他们当即动员千余农民搜山。天亮时分，宛希先被发现，未等他开口，就被推进一孔用于保鲜生姜的窖中，被乱枪射杀。宛希先死后不久，王佐、袁文才也先后被杀。

　　宛希先被错杀时年仅24岁。他的死是一场悲剧，但是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1945年，党的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毛泽东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在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人的谈话中，曾专门提到宛希先，并满怀深情地说：“实践证明，宛希先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五重间谍袁殊

　　付建军

　　袁殊(1911—1987)，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文化战线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他在战争年代以多重身份长期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忍辱负重，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历尽艰险，几遭不测，不顾个人的毁誉，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

　　出生蕲州 出道上海

　　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在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一个叫袁家弄的巷子里，中国同盟会会员袁晓岚喜添一子。袁家是一官宦之家，虽说已渐渐没落，可在蕲州这块天地上还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父亲是同盟会员，母亲贾仁慧乃书香人家出身。袁晓岚精通易学、算学，他希望儿子将来能子承父业，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袁学易。可在一次同盟会员聚会中，大家却认为这个名字平淡了，还是田桓(辛亥革命蕲州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孙中山的随行秘书)说：一场大革命即将到来，孩子在这特殊的时候出生，名字也应该有特殊的意义才好。大家拍手赞成，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就叫袁殊!”袁晓岚也笑了笑，点头说好。这样，孩子的名字便有了：袁殊，学名袁学易。

　　袁殊早年曾在上海狂飙社出版部当小伙计，后担任过国民党报纸副刊编辑。北伐时期加入北伐军，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十八师政治部连指导员。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袁殊脱离部队，回到上海参加了由几个进步文学青年组织的《狂飙》社发起的狂飙运动。因不满当时报刊是“买办阶级统治者的御用代言者”，决定投身新闻事业，独创一片“清净的天空”，并于1929年进入东京日本大学东亚预备学校新闻系专攻新闻学，次年回国。1931年3月16日，在陈望道等人的关怀下，袁殊创办了一份以新闻为中心的报纸——《文艺新闻》。由于《文艺新闻》采取“不偏不倚，中立公正”的办报宗旨，自它创刊那一天起便吸引了人们关注的目光，一些左联成员包括著名左翼人士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都成了《文艺新闻》的作者，其中夏衍除了提供左联消息外，在论及中国文坛上的思想倾向时，常常起到了带有指导性的作用。难能可贵的是，袁殊创办的这份《文艺新闻》不但坚持报道的公正性，还十分注意策略的灵活性。当年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最早就是由袁殊创办的《文艺新闻》披露出去的。

　　1931年1月17日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在上海东方饭店开会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于同年2月7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由于国民党对消息的严密封锁，外界几乎无人知道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凶残，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找了多家平日比较熟悉的报刊，希望能将这一信息发布出去，但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均不敢登。焦急之中，冯雪峰想到了袁殊主持的《文艺新闻》。由于当时冯雪峰不认识袁殊，他便到陈望道处了解袁殊的情况。在陈望道的介绍下，冯雪峰找到袁殊，在简单地介绍了左联五人被害的情况后，他焦急地问袁殊：“现在各个报纸刊均不登载这一消息，《文新》敢不敢登?能不能登?”当时国民党对新闻管制非常严格，袁殊知道登载这样的新闻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对国民党残害进步作家的愤恨使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一职责。他沉思片刻，对冯雪峰说：“可以登，但你要以读者的名义来信查询五作家的下落，以便应付国民党当局查问消息来源，还应找来五烈士的照片，作为读者来信问答的继续。”

　　“好，好，这个主意好!”听了袁殊的话，冯雪峰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回去后马上给袁殊寄来了一封署名为“蓝布”的，打听四位作家下落的读者来信，信中称“传说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失踪，据说他们已被枪毙云云。” 显然，为了避免引起国民党的猜疑，冯雪峰在信中故意将五人写成了四人。

　　袁殊收到来信后，以《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一封读者来信/探听他们的踪迹》为标题将其刊登于3月30日《文艺新闻》第3期1版头条位置。此文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各界纷纷来电来函询问。在人们焦急的等待中，4月13日《文艺新闻》第5号第1版，头条刊登了题为《呜呼，死者已矣—两个读者来信答蓝布/李伟森亦长辞人世》两封读者的来信，在这两封化名为“曙霞”“海辰”读者来信中，披露了柔石等左联五烈士已于2月7日被杀害的消息，并为此刊发了按语：“读者如有能以诸死者照像见借，仅以本报10期奉酬。”随后，袁殊又在《文艺新闻》第6号二版头条位置上，刊发了由冯雪峰提供的左联五烈士的照片以示悼念。同一版上还发表了一篇冯雪峰转来的鲁迅给李秉中的信，这也是袁殊按冯雪峰的意思发表的。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在《文艺新闻》上披露后，由于当时鲁迅有一段时间未在社会上露面，致使不少人也为鲁迅的下落而担忧，甚至还有消息称鲁迅也被国民党杀害，冯雪峰于是决定以发表鲁迅信函的方式，从侧面报导鲁迅健在的消息。在以后的数期中，袁殊又在“每日笔记”短讯中刊出了各类人物，包括他自已采写的，对五作家遇难的态度以及进步作家对五作家遇难的祭文，如第12期署名“林莽”的 《白莽印象记》13期署名“肖石”的《我怀念着也频》等。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时代，袁殊以特殊方式所披露的左联五烈士被害内幕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胸膛，令国民党惊恐万分，要查封《文艺新闻》。此时袁殊父亲袁晓园的老友、蕲春人、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方觉惠出面干涉说：“袁殊那孩子干不出什么大的名堂，让他去吧!”由于方觉惠从中说情，再加上《文艺新闻》巧妙地采用读者来信方式报道左联五烈士被害之事，国民党也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文艺新闻》最终挺过了这一关。鲁讯对此也是大为赞赏说“袁殊、适夷两个人年龄很轻，勇气很大。”并在《文艺新闻》上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及《湘灵歌》等诗文。

　　《文艺新闻》在袁殊主持下，从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一共出版了60期，坚持了一年四个月，在左翼文化刊物中寿命最长，影响最大，这显然与袁殊这种公正灵活的办报策略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他的这种斗争方式对左联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开始重视合法斗争的作用。对此，新中国成立后，茅盾在回忆中称：“袁殊以中立公正、有闻必录的公开合法斗争方式创办文艺新闻，使得左联及其成员逐渐认清合法斗争的必要和重要，并开始在工作上作策略的转变。”

　　退去红色 打入中统

　　1931年7月，正当袁殊以满腔热忱为左翼文化运动奉献力量、投身反帝爱国斗争之时，中共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隐蔽斗争的需要，将他调到情报战线工作。从此，袁殊的名字从进步文化圈子中销声匿迹。

　　10月的一天，袁殊接到潘梓年(潘汉年堂兄)的通知，来到位于静安寺的一家白俄咖啡馆，潘汉年和他的助手欧阳新(化名王子春)正在等着他。他们代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正式吸收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参加中央特科工作，担任党的前卫战士。潘交给他的任务是：逐渐在社会上褪去“左”的色彩，变为灰色人物，向国民党统治的中下层社会转变，然后利用合法身份，深入敌人心脏，为党收集战略情报。从此，袁殊就成为潘汉年情报网中一个重要角色。

　　当时，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的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共产党人随时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为了追求真理，袁殊毅然作出了这一政治抉择。

　　潘汉年对他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今后要渐渐退去红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寻机打人敌人内部。”

　　王子春说：“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你很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怎样都不能暴露自己。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罪名死去，但党是知道你的。”

　　潘汉年接着说：“要终守自己的信念。一个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的事业，除了生命，还有更难的，就是要毁掉自己的名誉。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

　　潘汉年指定王子春为袁殊的单线联系人。经过两个多月的正式训练，袁殊掌握了进行秘密联络、传递消息等方面的基本技能，王子春耐心地帮袁殊梳理亲朋关系，袁殊想起有个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中任要职。

　　贾伯涛是袁殊娘舅贾宝书的大儿子，由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先后在湖北、上海警备司令部任职。袁殊从不与他们来往，几乎忘记了这位表兄。王子春指示袁殊立即设法与贾伯涛联系，请求代为谋职。贾因袁晓岚推荐上黄埔的关系，很快便将袁殊介绍给了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吴醒亚，1892年生，湖北省黄梅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第三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上海市社会局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936年去世。)

　　王子春要求袁殊写个简历，强调“厌倦了左倾活动，想过安稳日子”的愿望。并让袁殊投其所好，准备一份“工作意见书”附上。吴醒亚看了连声称“好”，当即要袁殊加入他的湖北帮，为他打探社会消息。

　　1933年吴醒亚成立了CC系秘密小派别“干社”，与之对应的则是戴笠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的“复兴社”。这两个法西斯组织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同时出现在上海政治舞台上。

　　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任行动股股长的是李士群。李士群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革命。王子春指示袁殊严密监视李士群的行动。最初打入吴醒亚特工组织时，给吴醒亚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都是些无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一次，袁殊利用胡抱一和王亚樵的关系，与程潜部队驻沪代表牵线搭桥，促成双方密谈，为吴醒亚立了一“功”。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职业，以便开展工作。于是袁殊被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政治色彩不十分浓厚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是无冕帝王，能上通天下通地，自由采访社会新闻，袁殊因此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他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外交官岩井英一。

　　在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迅速打开了秘密工作的局面，不仅成功地打人中统，还进人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获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打入军统 升任少将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代表在庐山举行谈判，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为进一步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局面逐步形成。

　　9月的一天清晨，戴笠突然亲临位于武康路袁殊妻子马景星的私宅，要袁殊第二天9点去面谈，同来的军统上海区区长周道三留下地址便登车而去。袁殊感到十分意外，立即向潘汉年汇报。潘汉年分析戴笠是要袁殊为他做事，认为“机会难得”，要袁殊趁机打入军统。

　　淞沪抗战爆发后形势急剧紧张，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急需懂日语的情报人员。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有很多日本方面的关系，现在生活正无着落，不妨给他布置些任务。

　　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后，袁殊如约来见戴笠。戴笠毫无客套，劈头就问：“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殊按事先想好的回答：“靠老婆生活。”

　　戴马上说：“那你就给我做事。”

　　袁殊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

　　戴笠说：“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

　　他向袁殊交代了工作，给了两项具体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来时局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坚持留在上海。

　　如此一来袁殊又打入了军统，被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虽然要接受一名军衔比他低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的领导，但他得以充分利用打入军统的机会开展情报工作，从事秘密地下抗日斗争。

　　袁殊定期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与潘汉年见面。除汇报军统内部情况外，还将深入“日本特别调查班”进行反侦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潘汉年。

　　“八一三”松沪抗战后，日本政府决定增兵上海。9月中旬派往上海的部队已达五个师团，近20万人。10月初，第一○一师团、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又先后抵沪。日军企图迅速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北部中国守军。为配合守军打击侵略者，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冒着生命危险亲临日军阵地侦察。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置身于荷枪实弹的日本人中间，一边机智地应付着正在指挥部队的军曹，一边将日军兵力部署和军车调动情况记在心中。他顺利完成实地侦察任务，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为上海抗战立了大功。

　　袁殊除肩负隐蔽战线特殊任务外，还以各种化名从事文化、新闻战线的抗日救亡工作。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时期，双方创办了一张文化界抗日统战性质的《救亡日报》。这张四开一张的报纸是在周恩来指示之下，由潘汉年出面与国民党负责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商谈，各出资500元开办的。我方由郭沫若担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创办伊始，在政策思想方面双方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郭沫若亲自采访和撰写的评论文章坚持团结抗战的大方向，国民党方面的周寒梅却千方百计要改动内容，在印刷发行上百般刁难。夏衍遂请袁殊出面斡旋。袁殊运用他的特殊社会关系，几经交涉，以“不要过分为难”等等理由劝阻了周寒梅，使郭沫若的文章得以全文刊登。为表谢意，郭老手书诗一首赠袁殊：

　　猛论如虎贪击狼，狂寇而今已碰墙，

　　十万健儿争死国，拼将碧血染疆场。

　　单枪匹马 殊死较量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潘汉年于12月中旬撤离到香港。行前向袁殊交代：今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但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仍只与他单线联络。

　　面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两股势力，坚守在孤岛的上海地下党困难重重，袁殊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营垒环境更为险恶。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袁殊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内外反动派角逐情报沙场，进行着一场极其特殊的生死较量。

　　1938年夏，他亲自领导策划行动小组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侦察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派“抗日铁血团”的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出面搭讪，一来二去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王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好“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待到深夜，一声巨响把日海军仓库引爆，冲天大火划破夜空，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年末，他又组织了伏击汉奸、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嘉奖“行动小组”抗日有功。戴笠单独召见袁殊给予奖励，并布置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不少军统的人，戴笠对其恨之入骨，决心除掉他。

　　在香港，袁殊与潘汉年单独见面，汇报了在上海的工作。潘汉年告之不久将去上海。

　　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他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后面的菜地挖地道，正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他出卖。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逼迫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

　　袁殊从容地对李士群说：“打仗有胜有负，今天我失败了，听凭你处置!”

　　李士群见状，换了一副面孔，他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

　　袁殊立即说：“你为日本人办事，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李士群怔住，他知道袁殊有许多日本朋友，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按袁殊的要求去做：为他安排洗澡，端酒上菜，派自己老婆去袁家通知马景星送换洗衣裳。

　　袁殊趁机暗示马景星去见潘汉年。马景星到潘袁约定见面的咖啡馆告诉潘“小袁出事了”，潘汉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 。

　　岩井果然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

　　充任日谍 当上“汉奸”

　　抗战全国爆发后，由于全国人民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宣告失败。为继续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以华制华”的侵略步骤，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加紧扶植汉奸政权，并在我根据地边沿搞两面政策，宣传“中日一体化”走“共存共荣的和平道路”。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面，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在敌占区建立“灰色政权”、办“灰色报纸”，以公开合法的斗争方式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

　　经党中央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班子，在上海宝山路938号对外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实则并不是岩井的公馆)。控制本部的主要人选均由潘汉年幕后选派：主任陈孚木是潘通过何香凝出面请来的统战人士，副主任兼主干由袁殊(化名严军光)担任，协助袁殊总揽人事、财务大权的翁从六(翁永清)、负责新闻出版编译工作的恽逸群(恽介生)、鲁风(刘祖澄)、秘书周静(唐埙)、电台负责人刘人寿(杨静远)等均是我地下党员。

　　潘汉年周全地考虑到，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他让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明由于王天木出卖，爆炸76号事败露，被日宪兵司令部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潘汉年派一位名叫张子羽的人到重庆去沟通戴笠的关系，戴笠当初启用袁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他“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所以正中下怀，遂托张子羽带来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袁殊机智地取信于岩井，他对日本人搞“全面和平”的政治谋略进行反利用，巧妙地掩护了潘汉年等我方同志，以及设在岩井公馆内的电台。岩井消除疑虑，放手让潘袁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合作”。

　　为了完成深入日伪获取情报的重任，潘袁默契配合串演了一场“戏中戏”，利用日方提供的方便和经费，拓展了我方在香港的情报战线。潘汉年在袁殊的保驾护航下，出入日伪如走平道。他从容地往来于沪港之间，暗中领导着他的情报班子，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贡献。

　　与“狼”共舞 金蝉脱壳

　　1945年9月，党组织通过恽逸群通知袁殊，做好转移到解放区的准备。与此同时，戴笠派先行人员王新衡委任袁殊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袁殊敷衍了几天后，便隐蔽起来。

　　戴笠到达上海要亲自接见袁殊，王新衡在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也未见袁殊露面。 1945年10月7日凌晨，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华中局联络部的精心安排下，袁殊与翁从六、梅丹馨、李钦方分别来到兆丰公园集中，等在那里的交通员黄炜、王平带领他们分乘三辆三轮车向青浦驶去。平时这条路线的交通由一名女同志担任，这次组织上临时增派了一名男同志，交通员听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 “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因此特别小心关照。一路上有时换乘小轿车，有时步行穿过乡间小路，安全抵达新四军淞沪支队司令部——青浦观音堂。由于《双十协定》的签定，淞沪支队必须北撤。他们又第二次转移，乘船渡江到达解放区的新港镇，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北撤部队，以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袁殊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欣喜。

　　渡江后袁殊一行接着行军去淮阴，华中局联络部部长杨帆亲自到码头迎接他到驻地，陈毅、饶漱石分别宴请他，欢迎他来到解放区。他还见到了左翼文化界的老朋友楼适夷、阿英、匡亚明、李一氓、冯定、吴克坚等人，14年来他与“狼”共舞，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为了完成掩护任务，必须串演反面角色，甚至在生活方式上也要与敌人“合流”，难言的苦衷不能向任何人诉说……现在终于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大家庭。他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提出，希望到延安去学习，饶说交通有困难，劝他留在华中局工作。

　　到解放区的最初几个月，袁殊写白区工作经验、敌后14年自传，写汪伪、日特、军统内部材料，担任华中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后负责国统区宁沪一带的策反工作。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曾庆红之父)建议，袁殊对外以他的亲戚为名改姓曾，秘密党员时期的党龄以后再算，现在以曾达斋的名字重新登记入党。

　　1946年初，国民党确知袁殊到了解放区，军统下了通缉令，派一个连去苏州抄家，袁殊的妻子抱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从后门脱身跑回上海。南京一家小报出现了“袁殊病逝”的消息，一度在敌占区扮演反派角色的“汉奸”名字，从此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1949年2月，北平解放。李克农亲自调袁殊到中央情报部门工作，他随冯铉到北平报到。在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的日日夜夜，是袁殊一生中最为红火的日子。他每天工作到深夜，专门从事日本问题的研究，定期为《世界知识》撰写有关日本问题的政论性文章。袁殊有着极好的口才，经常为部里的干部和年轻同志做报告，谈白区工作经验，讲有关日本问题，在部里被称为“日本问题专家”。

　　“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1955年，正当袁殊以充沛的精力、满腔的热情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奉献力量时，发生了“潘汉年案件”，他长期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受到株连，以“反革命罪”，含冤入狱。

　　1975年5月15日，在狱中度过20年零4O天的袁殊告别了秦城监狱，被送到位于武昌大军山的一个农场。64岁的他，以“不带帽的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学习和劳动改造，并被允许通过农场管理人员与亲属通信。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后，他即着手给原机关老领导写信，以“生命不息，绝不停步”的执著精神，请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1977年5月，袁殊被准假25天回京探亲，终于与离别20年的子女团聚。20多年恍如隔世，他得知老母亲在1971年去世，妻子在“文革”中受迫害离家出走下落不明，他不免伤感万分，但看到儿女们均已成家，工作生活安定，又深感安慰。回到湖北后，他写了《遥想》诗一首：

　　骸骨托付军山上，留于儿孙凭悼长。

　　三春堤上莺歌柳，墓霭林前燕舞塘。

　　草木百代凌霜劲，江流千载洗沙忙。

　　盛世朝朝新曙色，故国风景更浓妆。

　　他认为自己会在农场度过余生，订了一个坚持劳动、坚持学习、坚持节约的计划，从每月仅有的22.5元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订了《红旗》、《人民日报》、《湖北日报》、《考古》四种报刊。除了每日半天劳动半天集体学习外，晚上的时间他都用来阅读书报、写学习心得，还将狱中心吟默颂的诗句，凭记忆整理出来。

　　1978年10月，袁殊第二次回京探亲。他到中组部递交了要求重新复查自己问题的信函，向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材料。在儿子曾龙陪同下，来到原所在单位，当年的老同志接见了他，答应替他向有关领导转交要求重新审查自己问题的材料。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是心向共产党的。”

　　回到农场后，袁殊继续进行申诉。他在给儿女的信中说：“监狱里的审讯记录都是我赖以平反的依据……我的事看似复杂，骨子里两个字就能说明问题，政治上我对党问心无愧，这一点我死可瞑目。”他坚信自己能够得到平反，写下了《感愤》：

　　万锤难裂百炼钢，千烁不破一天霜。

　　风雪年年驱病劫，晨星旦暮洗寒光。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给袁殊带来希望，但他却得了半身不遂。经治疗，病情得到缓解。

　　1980年元月，袁殊尚未痊愈，便来到北京等待平反。文化界的老朋友姜椿芳、楼适夷、阳翰笙、梅益等前来看望，不仅帮他解决住房困难，还给予经济方面的帮助。袁殊原在单位领导专门派人送来生活补助费，并组成复查小组，重新复查他的问题。

　　在等待平反的两年中，袁殊用已不灵活的右手，日夜伏案写自己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经历。尽管刚从极“左”阴影中走出的人们认识问题仍有偏颇之处，战争时期情报工作背景复杂，都是单线联系，但是袁殊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歪曲历史，不为了能得到平反而说违心的话。

　　1982年9月，在党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个月后，受“潘案”株连的袁殊终于得到平反。党组织恢复了他的名誉和党籍，批准他从国家安全部离休。

　　1987年11月14日，袁殊不慎骨折。几天后，肺部感染发炎，26日深夜零时30分在解放军 309 医院病逝，终年76岁。12月2日，国家安全部机关领导、干部数百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向袁殊的遗体告别。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参考文献】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七十七卷·袁殊》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年

　　《潘汉年传》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剑胆琴心》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年

　　《我的父亲袁殊》接力出版社 1994年

　　《袁殊文集》 南京出版社 1992年

　　(付建军：市政协港澳台侨外事、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

　　翟凤阳—世界和平的报警员

　　埃斯塔布鲁克、鲁滨斯里

　　翟凤阳(1908—2002)，黄梅县大河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参加联合国的筹备工作，1946年至1969年，一直在联合国工作， 长期担任联合国安理会政治事务司司长。曾任安理会专家委员会秘书、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秘书、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秘书、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秘书、特设海床委员会秘书和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秘书等职务。

　　一

　　1969年12月25日，为联合国安理会报警最多的人将于12月31日在所有126个成员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官的尊重和景仰下退休。

　　他就是翟凤阳先生，现任秘书处安理会事务司司长、安理会秘书。早在1946年1月，安理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之前，他就进入联合国工作。

　　在安理会他负责向其他成员国通报国际危机事件，收到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之后执行安理会主席召集会议时的指令。这些要求大部分带来的是危机和问题。

　　在迄今为止安理会的1526次会议中，翟凤阳先生一生参加过其中的绝大多数。这些会议勒止了1948年的阿塞拜疆危机(关于苏联从伊朗北部撤军的问题。安理会至今仍密切关注着这个问题)，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和1967年的中东战争。在那次战争期间，会议工作几乎昼夜不停。

　　朋友们给翟凤阳先生起了个绰号，叫“F.Y.”，他碰巧是备受冷战折磨的国民党中国的公民。但是由于他几乎所有的档案记录都是国际公务员，因此他与来自那些谴责其政府的国家的代表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其中包括来自苏联的官员。翟凤阳先生曾与十位苏联的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共事。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对一位西方国家大使对翟凤阳先生的评论持有异议，那就是，翟凤阳先生是“客观公正的楷模”，是国际安全合作的“枢纽”。

　　在联合国工作的24个年头里，翟凤阳先生几乎在来自所有国家的安理会主席手下工作过。谈到这儿，这位身体清瘦，温文尔雅的老公务员情不自禁地笑了。

　　翟博士出席过1946年1月17日安理会的第一次组织会议，当时安理会主席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诺尔曼·马金大使。今年l 2月2 2 日，最近的一届会议的主席是来自赞比亚的维尔蒙·约翰逊·姆万格大使。

　　除了在安理会的职位外，他自联大特别政治委员会设立以来，就一直是该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曾经在关于外空、海床、巴勒斯坦调节和接纳新会员国等的委员会里担任过类似的职位。

　　他也曾在四位联合国秘书长手下工作过。最初是联合国筹委会主席英国人格拉德·怀因·耶伯，然后依次为特里格夫·赖伊、达格·哈马舍尔德和吴丹。

　　62年前，翟凤阳先生出生于中国中部的湖北省。初到美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进入中国外交界之前，他曾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和伦敦大学学习。

　　事实上，他与联合国的结缘始于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当时他跟随在伦敦的中国大使顾维钧到了华盛顿。后来他还参加了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联合国正式成立。

　　在即将退休之际，翟凤阳博士对安理会充满希望。他见证了冷战中安理会的荣辱兴衰，但他相信美苏两国都认识到了安理会对他们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他补充说：“哪儿关系到国家利益，哪儿的政府就不讲情面，这已经是彰明昭著的事情了。”

　　关于他自己，他认为他退休后可以教书、当顾问，或者进政府工作。他在曼哈顿长岛有一个家。在那儿，他与他妻子和儿子一起生活。他的女儿是韦尔斯利(Wellesley)的硕士生，已经与一个美国人结婚。

　　翟博士在安理会的职位将由奥地利人库尔特·赫德尔继任。

　　二

　　翟凤阳，前任安理会事务司司长，2002年1月18日逝世，享年94岁。翟凤阳出生于中国，曾就读于清华大学。1931年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即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职业外交生涯。二战期间，他担任过中国政府驻伦敦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自联合国发轫之日起，他就参加了联合国的筹备工作，出席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1946年他进入刚刚成立的秘书处，成为一名国际公务员，长期担任秘书处安理会政治事务司司长。他还曾被任命为许多委员会的秘书，其中如安理会专家委员会、接纳新会员国委员会、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特设海床委员会和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等。任职期间，翟凤阳经历过无数国际危机，在安理会对国际危机的反应中地位关键，举足轻重。他参加了安理会1500多次会议的大部分会议，主要负责召集成员国参加会议，并充当它们之间的联络员。

　　朋友们都以绰号“F.Y.”称呼翟凤阳。作为一名国际公务员，他温文尔雅，不知疲倦，善于做说服工作，来自北京的外交官对他也赞誉有加。他处理过的问题涉及到朝鲜、以色列、阿塞拜疆、刚果、外层空间和古巴导弹危机。同时他还参与了前任秘书长吴丹自传的写作。他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

　　翟先生退休后，开始著书，并在新泽西德鲁大学教书。“我父亲一直相信世界和平，不仅是概念上的世界和平，而且相信世界和平定能实现。”家住弗雷蒙的女儿翟华丽回忆说。翟先生逝世后，留有妻子翟齐慧，现居弗雷蒙，女儿和儿子翟艾伦(Alan)，现居旧金山。

　　【说明】

　　本文由两篇文章组成，其中，“一”由埃斯塔布鲁克著文，1969年12月29日发表于美国《华盛顿时报》。“二”由普滨斯坦著文，2002年1月24日发表于美《纽约时报》。这两篇文章对翟凤阳的一生进行了评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联合国里的中国人》一书中收录了这两篇文章。 (本资料由翟凤阳次女翟梅提供)

　　从乞丐到功臣

　　原东杰/述 张咏秋/文

　　当人们看到由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政治部主任陶铸签署、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颁发的“立功证明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勋章证书”及“革命军人立功喜报”时，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到，这位立功受勋者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功臣。他就是饱经风霜、又经过战争洗礼、为新中国建立立下战功的原黄冈地区水利局离休老干部原兴盛。他虽位未居高官，但事迹感人。他在世时常对人们讲他是“三省两姓人”。今天我借《黄冈文史》这个平台讲一讲这位可亲可敬的革命老人的真实故事，想必对当代年轻人有所启迪——使他们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好日子。

　　苦难的童年

　　原兴盛出生在军阀混战时期河北省永年县一个丁姓的穷苦农家，由于他是丁家第一个男孩，父母就看得特别珍贵，母亲常在灶王爷面前乞求保佑儿子存活下来，希望将来有个好出息，于是给他起了个“丁灶保” 的名字。三岁那年，河北永年一带发生了特大洪水，到处是泽国，房屋被洪水冲垮，田地庄稼被淹。那时他家姐姐只有六岁，弟弟出世七个月，全家五口的日子过得十分凄惨。为了寻求生存，全家只有背井离乡，走上了四处流浪、乞讨度日的生涯。

　　1917年10月，当他们乞讨到山西省潞城市坡底村时，为了生计，生父丁顺将不满一岁的小儿子卖给了一个姓李的人家，起名：“李招群”。不久，又将仅六岁多的姐姐卖给潞城市河拜村做馒头生意的赵家，当了赵家的童养媳，改名“赵荣花”。生父用卖儿女的钱做起了砂锅生意，起初还赚了几个钱。可惜好景不长，生父染上了好赌的恶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一夜之间输个精光。

　　1920年，山西潞城遭受了严重的旱灾，火辣辣的太阳烧烤着上党大地，禾苗枯死，河水断流，遍地是饥不饱肚、骨瘦如柴的灾民。就在这艰难时刻，他家又添了个小弟弟，名字还没起，生父就将小弟弟卖给了店上村一个姓苗人家。

　　他的姐姐和两个弟弟相继被生父丁顺卖了，生父做生意也亏了，家庭矛盾不断。母亲张氏也常常被其父打得头破血流，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此时生父好赌的恶习不仅没改，反而变成好赌之徒，每赌必输。为了筹集赌资，生父竟蒙生卖老婆的想法，于是四处寻找买家。说来也巧，潞城市店上村苗氏木匠铺有个手艺高强的徒弟原秋林已34岁，尚未娶亲，而原秋林又深得苗老板的喜爱。于是就用90块银元将张氏买下给原秋林当妻子，并资助30块银元，让其携妻回到潞城市石窟村老家过日子。生父用卖老婆的钱继续去赌，结果又是输了个精光。这时的生父已赌红了眼，觉得他在身边成了累赘。生父又将剩下的唯一儿子卖了再去参赌，想在赌场上有个峰回路转。这个消息母亲张氏知道后，气得嚎啕大哭，于是找到女儿“赵荣花”的公公赵冬至，与赵一起用15块银元将儿子买下，当了原秋林的儿子，改名“原兴盛”。从此，他和母亲、继父原秋林在一起生活，结束了颠沛流离讨米要饭的日子，生活有了依靠。到母亲、继父身边后，由于家贫，还时常受到富家子弟欺负，家族、房头、恶霸劣坤的压榨，在原兴盛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对黑暗社会仇恨的种子。

　　投身革命去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它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际。在这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首先举起了抗日的大旗 ，号召全民抗战，主张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促成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已经在陕北根据地树起抗日大旗的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八路军成立后，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7月，总部初期设在山西潞城市的北村。为了动员全民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东南建立了农、工、青、妇、文抗日救国总会，并进行了多次“反摩擦”、“反扫荡”、“反围攻”斗争，创建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百万太行儿女抗日热潮。

　　抗日的烈火在山西大地燃烧，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在山西大地高涨，正如一首《在太行山上》的歌词中所写的那样：“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此时的原兴盛已是20多岁的年轻人。那时八路军宣传队走村串户宣传抗日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主张，宣传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等革命道理，号召广大民众参加革命参加抗日。原兴盛听了这些宣传后心里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联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联想到自己受欺压的情景，联想到日寇的暴行，于是认准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参军抗日才是自己志向，报效国家才是自己的唯一道路。于是，他找到本村地下共产党员、抗日救国会秘书长赵银堂，诉说了自己的想法，要求参加革命，参加抗日组织。赵见原根红苗正，态度诚恳坚决，于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赵银堂的引导下，1938年2月，原兴盛参加了本村农民抗日救国会。期间，他参与了对国民党支持的恶霸村长宇永先贪污行为的清算和改造旧的村级政权斗争。清算处理工作上报到由共产党领导的“四县工作委员会”(即：由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的山西境内的屯留县、潞城县、襄垣县、黎城县等四个县组成的抗日组织)。由于是国共合作时期， 国民党方面在铁的事实面前也无话可说，只好撤销宇永先村长职务，同时也撤销了支持宇的国民党区长的职务 。共产党员高登云同志担任了区长。在高区长的支持和帮助下，召开了村民大会，宣布成立新的村政权。经过村民们的民主选举，中学生韩献瑞当选为村长，原兴盛当选为农民抗日救国会秘书。至此，改造旧的村政权，建立抗日民主的新的村政权的斗争胜利结束。在改造旧村政权的斗争中，鉴于原兴盛表现积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完成任务突出，经受了考验。党支部根据他本人的要求，经支部书记赵银堂和共产党员原富龙两同志介绍，1938年7月，原兴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山西王阎锡山为了加强其统治，在农村创建了基层政权组织——“编村制”。即：将若干个自然村编成一个较大的村，称为“编村”，其领导成员当然是阎锡山的人了。国共合作时期，我党也沿用了这种建制，也叫“编村”，只是政权的性质不同而已。1939年元月，原兴盛被任命为编村农民抗日救国会秘书兼武装委员。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组织了100个团，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战斗，史称“百团大战”。期间，原兴盛领导有37人组成的武装抗日游击小组，配合八路军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割断日寇电话线、在日寇必经之路埋设地雷或挖断道路、拆除铁轨，在敌后打击日寇。

　　1941年初，区长兼政委的梁永霖同志提名原兴盛担任区财粮委员，主要任务是为八路军筹粮筹款。粮款从那里来?如何去筹措?原兴盛为了完成这项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他和潞城抗日政府粮食科的同志一道，按照上级“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的要求，精心制定方案， 走村串户，重点向“富户人家”筹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保证了八路军所需的粮款，也受到“四县工作委员会”的表扬。

　　原兴盛从1938年2月参加清算恶霸、改造村级旧政权到抗日战争胜利的八年间，一直活跃在抗日的第一线，先后担任过抗日编村村长、抗日农救会秘书、区组织委员、区财粮委员、村民兵队长、区民兵联防队长等职。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充分发挥村干部和民兵的作用，积极支援八路军抗战，带头参加配合八路军对日作战，为抗击日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茁壮成长。1945年7月，抗日战争的胜利后，苦难的中华民族摆脱日寇的蹂蔺，八路军满怀激情地准备收获胜利果实。这时，真反共假抗日的蒋介石却下山来“摘桃子”了。他调兵遣将抢占大、中城市，控制交通要道，向我解放区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妄图消灭我党我军。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晋冀鲁豫军区要坚决歼灭向我上党地区侵犯的国民党阎锡山部史泽波的第19军。为打好上党战役，晋冀鲁豫军区作好充分的战前准备，并进行广泛动员，提出“打好上党战役，支援重庆谈判”的口号，动员50000民兵支前、参军参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原兴盛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带头报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他的带动下，周围几个村青年勇跃报名，几天时间，参军人数达128人。潞城抗日政府并将这128人组成一个临时新兵连，并指派原兴盛担任新兵连连长，进行集中整训。整训结束， 原兴盛被编入晋冀鲁豫军区第六纵队十七旅五十一团一营五连当战士。不久，被提为五连小炮班班长。后改任一班班长。1945年9月，上党战役正式打响， 经过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军区一个月英勇奋战，歼敌11个师、35000多人，活捉了军长史泽波，取得上党战役大捷。原兴盛的军事才能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初步显现。

　　1946年6月，原兴盛被营部派到六纵队政治工作队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团部任命为一营一连党支部书记、副政治指导员，从此，原兴盛走上了部队政治工作岗位。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注重做好部队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善于和战士交心谈心，及时掌握战士思想动态，使连队的思想政治觉悟得到提高，战士战斗热情得到空前激发。10月，一连接到参加山东王家坝战斗的命令，为打好这场战斗，他召集全连战士进行战前动员。在战斗中，连长芦玉虎首先指挥一排冲锋，未见成效，又命令二排和三排同时上阵，全连战士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取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12月，一连又参加了围攻山东金乡县城战斗，同样取得大捷。两个战例说明了思想政治工作在连队是多么的重要。从1946年9月到1947年6月，原兴盛所在的部队转战在冀南、鲁南、豫北、皖北28个县，参与大小战斗14次，调换驻地112次。

　　1947年6月30日晚，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决策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及原兴盛所在的第六纵队共13个旅12万人，从鲁西南张秋镇到临濮集300里的地段上，强渡黄河，一举突破敌人自诩为可顶“四十万大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刘邓大军向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想必大家还记得《挺进中原》这部电影吧，它就是刘邓大军南下作战的真实写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连克敌人在鄂东的重要据点红安、麻城、浠水、英山，横扫武穴、孔垅、团风等地守军，直接威胁盘踞在武汉、九江之敌。

　　1948年初，原兴盛所在的部队改编为鄂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张国传，政治委员刘仰峤)，留下继续在鄂东一带坚持战斗，史称“坚持大别山斗争”。原兴盛被编入十三团一营一连任政治指导员。在坚持大别山斗争中，第五军分区一直转战在黄冈地区，消灭国民党的势力，解救苦难民众，建立新生政权。期间，他参与大小战斗数十次。

　　1948年底的浠水洗马畈之战。洗马畈是黄冈地区浠水县的一个乡，战略地位重要，是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这次战斗是第五军分区成立以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小米加步枪”战胜美式装备的一次歼灭战。11月8日，十三团政治委员命令原兴盛带领一个排埋伏在洗马畈东边一个山头上，掩护军分区机关和十三团团部向东山方向转移。此时，国民党武汉行辕白崇禧派一个加强团并纠集十四个县的保安团共3700多人，仰仗他的美式装备，侵占了洗马畈，并派一个营妄图占领我东山。哪知，我军已先期到达东山，并控制了制高点。此时的敌人对我军的部署全然不知，派了一个营偷偷窜到离原兴盛所在部队埋伏点只有五、六十米的距离时，他迅速命令机关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 ，歼敌无数，活捉俘虏3人，直将这一股敌人压回到洗马畈。因敌人不知我军实情，龟缩在洗马畈不敢动弹，企图固守。掩护任务完成后，为弄清上级下一步的行动，他派通信员向司令员张国传请示。通信员带回司令员指示后，原迅速传达到连队。他率一个排兵力，按司令员的指示在指定地点隐蔽待命。

　　天黑时，连长盖胜清带领一连的另外两个排来向原传达了团部命令。按照团部命令的要求一连隐蔽渡过洗马河，强夺对面山头，迅速夺取制高点，向洗马畈顽敌发起猛烈射击，掩护友邻部队的进攻。在强大的火力攻势下，守敌纷纷缴械投降。剩下炮楼里一小股顽敌仍在顽抗，拒不投降。于是团部命令迅速炸掉这炮楼，彻底消灭顽敌。炮楼被炸毁，火光冲天，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全成了俘虏。至此，洗马畈战斗胜利结束。

　　1949年初，鄂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在蕲春刘家大垸召开总结大会，对坚持大别山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原兴盛被评为模范政治指导员，记功一次。不久，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黄冈军分区，原兴盛被编在黄冈军分区独立团一营一连，任连政治指导员。此时，全国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三大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了“打到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在长江北岸部署兵力100万准备渡江战役。原兴盛带领所在连和地方工作队，为部队筹集粮草和渡江的船只，还组织连队消灭残存的小股匪徒。1950年3月，再次被上级记功一次。

　　1950年5月，黄冈军分区举行首届英模大会，对分区成立以来的大小战斗、剿匪、建立地方政权、支援渡江作战、发动群众清匪反霸以及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并评选一等功臣、模范、二等功臣、三等功臣。原兴盛被评为二等功臣。军分区政治部还编印《英模画刊》，真实地记录英模、功臣的光辉形象和主要事迹。

　　转业到地方

　　1951年4月，原兴盛被调往广济县(现为武穴市，下同)大队任副政委，从此他走上了民兵工作岗位。在广济县大队工作不到一年，又被调回分区基干民兵大队任大队长，田德懋任党支部书记。为组建民兵基干团，他和田分别到鄂城和蕲春办试点，取得的经验在全区推广。1953年2月，原兴盛调任广济县人民武装部部长。

　　1954年7—9月，长江水位猛涨，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黄冈地区沿江各县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转入防汛抗洪。按照县委的分工，原带领人武部干部和民兵日夜坚守在10多公里长的长江干堤上，发生险情及时组织民兵抢险。在防汛抗洪的日日夜夜里，他吃住在临时搭建的防汛草棚内。

　　防汛工作结束后，人武部撤销设立兵役局，原兴盛被任命为兵役局局长。为表彰原兴盛在防汛抗洪中所作出的成绩，1954年11月，他被记三等功一次，同时还收到中南军区颁发的“革命军人立功喜报”。年底，黄冈军分区在广济县开展实行兵役制后第一次征兵试点工作。在试点工作中，他带领兵役局的干部深入到乡村，大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向广大村民宣讲实行兵役制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宣讲兵役法，并走村串户进行摸底调查，对符合当兵对象逐个登记造册，并做好身体检查和政治审查。由于工作做得扎实，试点工作十分顺利，征兵任务也顺利完成，得到分区首长的表扬。他在征兵试点中总结出的“宣传教育是前提，摸底调查是基础，认真审查是关键”经验，在全区推广。

　　1955年全军实行军衔制，时任广济县人武部部长的原兴盛(此时的兵役局又改为人武部)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大尉，1957年9月湖北省军区授予原三级解放勋章一枚。

　　1957年，湖北省第一座大型水库——麻城明山水库开工建设。原兴盛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转业地方支援社会主义建设，黄冈地委组织部把他分配到麻城明山水库工作。从此，他怀着满腔热情积极投身到水库建设之中。从1957年10月——1966年4月，他从工程指挥部的安技科长、工务处主任到水库管理局的副局长，总是那样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踏实工作。

　　1962年8月，国家水利电力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大型水库领导干部培训班，湖北省水利厅指名原兴盛参训。两个多月的学习，使他懂得更多的水利知识，学会了更多的管理才能。回来后，他用所学到的知识结合明山水库的实际，在时任明山水库管理局局长、老红军黄金彪的支持下，编印了《明山水库的管理与控制运用》小册子，发给水库每一位职工学习。为此，水电部在明山水库召开有部分大型水库领导参加的现场会，明山水库还被水电部评为先进单位。他还被水电部邀请去北京参加《水库管理通则》一书的修订。

　　1966年5月， 他奉命调往正在建设中的罗田天堂电站任指挥部副指挥长，分工抓施工。他日夜奔走在工地，既抓安全，又抓工程进度。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兴起，工程建设受到严重干扰。尽管如此，指挥部领导一班人分工明确、思想统一、团结协作，工程建设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电站如期建成。1968年5月，他被明山水库的造反派用欺骗的手段揪回明山水库。接受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戴高帽，游乡。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原兴盛的人格和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1969年10月，他被军代表点名“解放”出来，让其协助明山水库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1970年6月，他又奉调去广济县盘圹筹建另一个为水利建设提供石料的盘圹采石场。在那里，他一干就是10年，直到1980年6月离职休养。

　　原兴盛于1957年10月从部队转业后， 先后参与三个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一直辛勤耕耘在水利战线上，总是爬山涉水，与工人同吃同住，没有在城里享受“清福”，他的后半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水利事业。水利部于1986年授予他“献身水利水保事业”纪念章一枚。

　　原兴盛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直到离职休养，在他人生战斗的历程中，处处体现了“奉献”二字，工作总是任劳任怨、认认真真、踏踏实实、不畏艰难，从来不讲价钱，从不讲索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寻根问祖与移民文化

　　李后强

　　寻根问祖可能是人的本性。“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是人类永恒的追问，它的探索肯定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牛年春节期间，我随父亲进行了一次寻根活动，结果证明我是移民，清朝道光初年，我的祖辈就从湖北来到了四川。这不但为“湖广填四川”的民间传说提供了又一个实证，而且引发了我对移民文化的再思考，甚至想到当今中国亿万农民工的大流动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运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力资本的流动，它不但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而且对世界也是重大事件，其意义不亚于欧洲文艺复兴。

　　我的老家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坝上村，那里与奉节县接壤。正月初一那天，具有50年党龄的父亲说，三峡工程引发百万大移民，其后效应值得研究，因为县城是新建的，乡镇是新建的，住房也是新建的，我们都成了移民，好像与过去没有关系，但可能正像库区的长江水，表面风平浪静，其下却激流涌动。父亲富有哲理的话引起我的深思，也让我想起一个更加久远的悬念，那就是我们的根在哪里?童年时候听大人们讲故事：“鸡不叫狗不咬，半夜团年是黄州佬”。我们家当时就是腊月三十凌晨2点吃团年饭，父母每次都是把我们从熟睡中叫醒，一直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现在想起可能我们是湖北黄州人。于是，决定去寻根问祖!父亲把我们领到一个叫牛头山的地方，说老人们讲，祖坟就在那座山上，但具体位置不清楚了。当地的一位堂弟手拿砍刀带路，我们在原始密林中穿行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登上了一座大山梁，在一片小凹地里见到了几座旧坟。墓碑只有一块，风化非常严重，经过艰难的辨析，认出了“道光初年……湖北省黄州府麻城”、 “咸丰年”、“李明二” 、“李坦春，字学隆”、“十月初六迁墓”、“谭家甲”、“孝男李世华……孟氏，堂世贵、世春、世祥”等关键字词，父亲高兴极了，连声说“就是他就是他!小时候听爷爷讲过这些人名，我们与孟家就是亲戚!”可以肯定，祖坟找到了。我当时也很激动，一是了结了父亲多年的一个心愿，二是这么多年来墓碑还幸存，三是证明了我就是从黄州府入川的移民，但属晚期，“湖广填四川”有根据。当然，这里的“四川”指的是川渝分治之前的四川，因为我已是重庆人。在酷似金字塔的山峰下，我远远地照了几张相作为纪念和资料。返回的道路更为险要，一步之外就是万丈深崖。我真佩服祖先们的神奇和伟大，在那工具落后的年代，他们是如何把那么沉重的物体搬上山顶的?这让我想起被称为巴蜀一绝的三峡悬棺和宜宾珙县僰人悬棺。先人们把重达数百斤乃至上千斤的棺木，悬挂到三峡江边距地面100米左右的峭壁上，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们百思不解。在珙县洛表镇麻塘坝一带险拔峻峭的岩穴之间，许多棺木半悬山崖，这就是著名的僰人悬棺遗迹，现已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对于古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悬棺这种形式，以及他们到底是如何把沉重的棺木安置到绝壁之上，考古界都还没有公认的解释。我的祖先也许学习了悬棺葬的思想和做法。

　　据《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明分置湖广、广东、广西三布政使司，湖广始专指两湖之地。清因之。又因省治在湖北，俗呼湖北人为湖广人。”有关专家告诉我，清代湖北省黄州府辖有黄冈、麻城、黄陂、黄安、罗田、广济、黄梅等8县。麻城李姓、陈姓人家颇多，素有“九李十三陈”之说。如宋埠镇就有“下李湾、中李湾、上李湾”、“ 李家坝”。麻城最大的李氏家族是“季八公”家族。麻城人又很重视家族文化，不少人家现在都还保全有很老很老的族谱，且许多大姓在1990年前后都新修了族谱，其中不少族谱都记载了家族成员中迁出者的名号。因此，若知道自己由麻城入川的第一代先祖的名号，就能寻到根。文献记载，邓小平、刘伯承、张爱萍、罗瑞卿、李鹏等同志的“根”都在湖广。李鹏同志的先祖名是李朝翰，由麻城“季八公”家族的老谱能找到。近日读到中共麻城市委办公室凌礼潮先生写的《麻城县孝感乡之谜》，他提出孝感乡是一个“移民基地”的论断，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众，几乎填充到了四川省的每一个角落。而今天的四川人特别是农民工又辐射全国各地，真是“风水”轮流转。当时，麻城县人口较多，因天灾，或因贫困，或图改变环境，向往着享有两千多年“天府之国”美誉的乐土，举家攀邻纷沓而至。四川本身因战乱、疾病、虎害而人口稀少。移民沿着江汉平原，顺着长江，穿过三峡，涉水跋山，进入到重庆，分流到川西平原。这条水路从湖北进入最为方便，湖南次之，所以湖北湖南的移民到川渝落业的最多。另外还有从汉中经剑门入川的。由于麻城孝感为移民入川的集散之地，故川人多把孝感视作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而当年的麻城孝感今属何地，尚无定论，有的直指今湖北孝感市，也有的考证说是在今湖北红安县城关镇一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湖广填四川”的事实客观存在。咸丰《云阳县志》说，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史料显示，往西南地区大移民，起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开始是“江西填湖广”，随后演变成“湖广填四川”。因为经宋元之际的战乱，两湖已是人口稀少、土地荒芜，而江西却是当时中国的第一人口大省。与此同时，湖广的面积却是江西的2.5倍。人口与土地的这种关系，使江西人口大量流入湖广。因此“湖广填四川”，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江西填四川。有关研究表明，至少有312万江西人口在往湖广流动的同时，又与湖广人口一道，流向四川和云贵，这说明我们的根可能还在江西!血管里流淌着江西人的血液。清朝的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671年至1776年之间，实际延续到光绪年间。据推算，在1671—1776年内接纳的移民占当时四川总人口的62%，川东约为95万人，川中约为215万人，川南约为312万人，四川合计接纳移民共达623万人。可见，四川是典型的移民大省。据清末《成都通览》对当时成都人口构成所作的统计：“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在同一时期之内，居民省籍来源如此之广，并竞相迁入同一个省区，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应当说，成都就是移民城市。

　　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移民史。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人涌向美洲，还是中国历代的大迁徙，人类总是在或被迫或主动地辗转变化着自己的居住地。所以， “移民城市”的概念，其实是相对某一时段而言， 就像个性鲜明的“上海人”、“香港人”，在20世纪上半叶，也几乎全是由外来移民所构成。随着人口迁移所产生的移民文化，对于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建设，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她对本土文化来说，是一种创新的文化。由于移民是文化最活跃的载体，不同的移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所以一个地域的移民来源越多，那么移民文化就越丰富。经济是形，文化是魂。文化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本”，多元文化是一股发展的动力源泉。移民文化不是简单复制，而是由多种文化的相互冲击、互相融合、兼收并蓄而形成的，一般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甚至会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移居地原来文化的新文化。因为移民传带的外来文化总要面对本土文化，为了取得延续和扩大，往往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移民在传播某种文化的同时，也使本身发生量或质的变化。即使移民很少，活动有限，他们所传带的文化因影响过小而被本土文化同化，但实际上还是可能造成本土文化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一般说来，这类变化是积极的和进步的。移民文化往往兼有各地文化的优点，却又在互相的冲突中淘汰了各自的弱点，就像海洋一样吸纳着大小河流，又把它们汇成一个整体。但海水已不是任何一条河里的水，移民文化并不是迁出地文化的复制或转移，具有较少包袱、较少框框的特点，具有较大的开拓性和开放性，比较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比较乐于进行新的探索和试验，这正是移民文化独具的魅力。

　　川渝地区的文化应该是典型的移民文化，开放、开拓、和谐、和睦。成都的城市精神“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正是移民文化的充分体现。古代有“湖广填四川”，现代四川有军政人员南下、学生求学、干部调动、留学回归、经商办企业等增加了大量外来人口，特别是“三线建设”从东部输入了大量的熟练工人、技术人员、专家学者、党政干部，工业化、城镇化又引领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所以川渝文化是“杂交文化”，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今天，重庆和成都都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如何联手打造成渝经济带，再创西部辉煌，巴蜀文化和移民文化潜力的充分释放可能是重要的一环。四川要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和西部经济发展高地，也需要丰富多彩的移民文化来支撑精神家园，需要“新四川文化”和“新四川人”。移民带来思想的解放，观念的碰撞，资本的流动，财富的增值。川渝对外的充分开放合作必须发展移民文化。事实上，开放和兼容的文化心态决定了一个地区宽松的文化氛围，轻松的文化心理，开阔的文化视野，多样的文化生活。同时城市是具有语言特征的，“只有具有自己语言特色的城市才是有文化的城市”。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广州，都是中华文化璀璨的明珠，其城市方言也显现出地域的独特性。但交际场上，语言从来都不会构成障碍。无论你是四川人、湖南人，还是河南人、东北人，只要会说普通话，哪怕南腔北调，甚至夹杂外语，都能在这里畅行无阻。

　　个人是元素，家庭是细胞，社会是组织，个人的移民史因为家庭的移民史而丰厚。人们在寻根问祖中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奋斗的动力和幸福的源泉，当然也有痛苦的烦恼和巨大的压力。学术界应当研究，移民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关系。在探讨川渝移民现象中，我悟出了几个浅显的道理：第一，移民是普遍现象，非移民是特殊情况，几乎天下所有的人都是移民至少是移民后代;第二，移民是一种动力，凡是移民聚集区都是创新能力很强的地区，只要管理同步，就会经济发达，社会进步，比如美国、香港、上海、深圳等;第三，“湖广填四川”是人类移民史上最辉煌的篇章，规模大、省籍广、时间长、知名度高，今天川渝农民工的大流动正是古代移民的大演绎，他们继承了祖先敢于闯天下的宝贵基因;第四，寻根问祖是人的共性，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感恩行动，我们需要发扬移民文化和精神;第五，人类社会是一场接力赛，人生是一个过程，无数过程的积累就是结果，因此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把握好每个环节最关键;第六，从数学角度来讲，人生就是有理数轴，连续有限，但不可导。

　　(李后强：中共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

　　麻城古代移民与湖广麻城孝感乡

　　钟世武 曾 锋

　　“中国现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主流移民四个时期依次展开的产物”(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这四个时期包括：先秦黄河中下游的多向移民期、秦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期、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期和近代沿边多向移民期。麻城现代人口的组成也是历史上主流移民依次展开的产物。麻城地处江淮之间，吴头楚尾，为神州腹心地带，中国移民史上的历次主流移民无不涉及到麻城。“麻城移民史，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移民问题，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系统而深入地研究麻城移民问题，也就相应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凌礼潮：《先秦时期麻城移民问题考略》)。

　　近年，明清时期的麻城移民，特别是被称为“中国八大民集散地之一”的“湖广麻城孝感乡”，更是引起众多移民研究专家的高度关注。本文旨在结合近年国内学者对麻城移民研究的共识，对麻城移民概况，特别是明清时期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麻城作为著名的移民输入地和输出地的形成原因、过程以及麻城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的地位、影响等作一简要的介绍。

　　元代以前的麻城移民

　　元代以前的麻城移民，历经中国移民史上的先秦黄河中下游的多向移民期和秦到两宋的黄河中下游到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期，这期间，麻城移民既具备这一时期的共同特征，也有自身的特点。

　　麻城境内居住的早期人类当属苗蛮部落。麻城境内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20余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后岗遗址、金罗家遗址和栗山岗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对这些遗址的科学发掘和精心研究，发现它们的文化特征应属江汉系流的“城背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而与江汉系流这些“文化”相对应的族群“此时的居民非三苗莫属”(章开沅：《湖北通史·先秦卷》)。有资料显示，麻城属于三苗活动生息的北部边缘区域。

　　麻城的移民史可追溯到五、六千年前苗蛮部落时期境内的迁出迁入情况。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属于江淮文化区的山东和安徽的部落族群即向麻城苗蛮侵轶，麻城的苗蛮亦有向东部移民的可能。在金罗家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在江汉系流少见，而在大汶口文化、薛家岗文化中颇有代表性的器物;而1956年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的蕲春易家山遗址的文物，均见于麻城栗山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这就意味着，属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薛家岗文化越过大别山进入了麻城境内，而当时麻城苗蛮所处的“石家河文化”(江汉系流)也影响到了属于江淮文化的区域。从移民学的角度分析，有专家认为，这期间，有一定数量的黄河下游的部落迁徙到麻城境内，而麻城境内的苗蛮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向东迁徙。

　　进入尧舜禹时期，麻城苗蛮土著遭到了来自黄河中下游华夏部落的沉重打击，从而引发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强制性的移民。

　　尧舜之间的君位传递之争，为三苗北上提供了机会。三苗之君反对尧让位于舜，便与尧的儿子丹朱联合抗尧。战争的结果是三苗大败，于是“迁三苗于三危(甘肃敦煌)，以变西戎”(《史记·五帝本记》)。至于迁徙的具体数字不得而知，但从以后的资料反映，这次迁徙只是针对苗蛮部落的“不善从者”，大部分苗蛮仍然生活在麻城境内。

　　禹执政后，曾对三苗实行过怀柔政策，但三苗仍不愿服从以禹为首的统治，于是禹也发动了征伐三苗的战争。三苗这次遭受的打击更大，“苗师大乱”、“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为民”(《国语·周语下》)，三苗后世就此衰微。

　　从麻城邻近的黄陂盘龙城遗址发掘的文物中，发现了大量“二里头文化”的代表器物。这说明夏王朝当时曾向麻城区域大量移民，在“三苗”之地建立了据点，派兵驻防。此时麻城境内尚存相当数量的“三苗”遗民。这次战争后，禹对“三苗”的一些部落首领也采取迁移的办法。所不同的是，禹对流徙者非但没有虐待，反而为其创造了必要的生活条件，使之“安居乐业”。即所谓“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尚书·禹贡》)。孔安国注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禹的这次强制性移民，讲究了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三苗的反抗斗争从此平息。

　　夏商时期，原居住在中原的楚部落开始南迁，他们与以江汉流域三苗后裔为主体的荆人融合，被称为“荆蛮”、“楚蛮”或“楚荆”。商代国王多次发动收复“南土”的战争，麻城当时属于一个受商王朝控制的小方国“举国”，参与了数次对“楚荆”的作战。到商代后期，商人移民扩展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方，麻城境内又有不少商代的移民迁入。

　　公元前11世纪以后，麻城成为黄国的属地。春秋时期，黄国开始受到逐渐强大起来的南方楚国的威胁。公元前649年，“黄人不归楚贡。冬，楚人伐黄”(《左传·僖公十一年》)。到第二年夏，黄国灭亡。按当时惯例，被灭国的公族要被迁至战胜国本国境内或其他便于控制的地方。同时，战胜国还要派公子王孙带领军队驻守被灭国。可以推断，此时麻城境内不仅有大规模的黄国公族的移出，而且也有楚国占领军及其家属的大量迁入。麻城全境自此纳入楚国的版图。

　　在以后的370多年中，大量楚人移居麻城，楚文化逐渐成为麻城地区的主流文化。从对一些墓葬中的文物和风俗的考察中发现，“到战国晚期为止，楚人移民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麻城土著的人口数”。(凌礼潮《先秦时期麻城移民问题考略》)究其原因，麻城土著除死于战争外，大量的是移民他乡。

　　麻城境内在先秦时期的最后一次大移民，是因为秦灭楚。公元前226年，秦将王贲引兵攻楚，大破楚军，取10余城。公元前224年，秦王赢政拜王翦为将，王翦、蒙武率兵60万大举伐楚，大破楚军，虏楚王负刍，楚至此灭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乱中，特别是失都灭国，促使大批楚人逃亡，秦人大规模进驻。

　　秦朝至元代以前的麻城移民，也大都与发生在麻城及附近的战争有关。这期间，既有因阶级矛盾激化而引起的农民起义及其失败后对居民的流放;也有因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导致大批中原民众南迁;还有为巩固边防迁居麻城的南宋百姓。其移民形式主要为：朝廷对起义农民的“强制迁徙”、北方难民的“移民避难”、南宋政权组织的“移民固边”等。

　　由于战争频繁，麻城境内屡遭浩劫，加之麻城县治因战争多次迁转，地情资料多毁于兵燹，传留下来的关于麻城本邑的移民记录甚少。不过在翻阅其它文献典籍中，我们会发现诸多历史事件与麻城地区之移民相关。

　　公元47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蛮”造反，武威将军刘尚率兵镇压，迁移7000余人至江夏界中，开发“五水”流域。“五水”即今巴水、蕲水、浠水、举水、倒水。“举水”、“巴水”至今仍是流经麻城的两大水系。这是一次规模不小的人口迁入，麻城及整个黄冈境内的“五水蛮”，即是由“南郡蛮”演化而来。他们自此在鄂东生息繁衍，后来，由于不满朝廷统治，举行过多次起义反抗。

　　东汉末期，曹操恐沿江郡县为孙权占领，令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民众北迁。当时这些地方的居民惊慌不安，虽有10万户渡江南徙，但也有相当数量北迁到大别山区的麻城境内。

　　南北朝时期，麻城境内建有赤亭县(县治在今麻城歧亭)属“西阳十八蛮县”之一。公元451年，“五水蛮”起义，第二年刘宋文帝派兵镇压。公元457年，“五水蛮”再次起义，孝武帝遣沈庆之进攻经年，大败“五水蛮”，俘走数万人。可以想见，作为“五水蛮”中心区域的麻城境内，有大批青壮年被强制迁徙。

　　公元1134年(绍兴四年)，南宋大将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州、复州、汉阳、德阳制置使，驻扎江州，见淮西及黄(州)蕲(州)地区土地闲置，百姓稀少，不利抗金和巩固边防，便组织江西移民迁淮西，这期间有大批江西移民落户黄州，麻城位于宋金交界处，境内首次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江西移民。

　　公元1172年(乾道八年)，“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宋遣大理寺主薄薛季宣在黄冈、麻城设官庄22所，按户给屋，按人给田，并发耕牛、农具和种子，使边民垦殖”(《黄冈市志·大事记》)，这是南宋政权第二次向大别山区有组织的移民，移民来源仍以江西为主。据宣统《黄安乡土志·氏族录》载，在黄安(麻城邻县，明嘉靖四十二年从麻城析出)迁入的180个姓氏中，在元代以前有40个姓氏迁入，这40个姓氏在宋以前漫长岁月中，只有14个，而两宋时期就有26个，这其中，尤以南宋为盛，迁入18个。同时最引人关注的是，这40个迁入的姓氏，以江西为最多，来自江西饶州、南昌、九江、光安等地的姓氏多达34个，占外来移民的85%。

　　江西移民迁到黄冈、麻城，一方面为南宋政权巩固边防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为元末开始的移民大潮，起到了引领作用。当时居住在麻城及附近的江西移民一直保持着与祖籍地之间的联系。当元末明初江西境内因种种原因迫使大批百姓不得不外出谋生时，麻城及鄂东地区就成为其首选地。

　　元末明初大批江西百姓入籍麻城

　　自元至正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西鄱阳湖一带大战，大批民众为逃避战乱，涌入长江以北的大别山区;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陈部残余势力仍然对明政权构成威胁，因而江西地区长期受明统治者的歧视，被施以重赋。而此时位于黄州的麻城，其税赋水平只有江西的1/5左右，这也是促使大批民众落户麻城的原因。

　　据《明太祖实录》载，江西南昌府在明初每亩税五斗，到明洪武21年才降为每亩税三斗。而此时的黄州府(含麻城)平均每亩税赋仅为6.2升。在这种情况下，加之宋代迁至黄州一带先期移民的牵引，大批江西人入黄(黄州府)是势所必然的。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戳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州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广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则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府，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麻城《冯氏族谱序》曰：“我族始祖念三公，由江右迁麻，至德荣公，乃念三公之次孙，即我分三世分支祖也。”又载旧谱(顺治元年)叙曰：“冯氏自宋元以来，历世二十，经年四百余矣。记始祖念三公，五世而有月谭公，元季随父避兵，迨至有明平定而后复业。”

　　光绪麻城《凌氏宗谱》：“吾祖自始祖受辅公肇基于麻邑也久矣。缅维故都，则江西南昌府南昌县刘伶卫大栗树百石嘴。于明洪武六年偕妣而来。”

　　民国麻城《彭氏族谱》：“(本邑)外籍不一，而江右独多，以余所见，逮余所闻者，皆各言江西云。夫邑之来江西者，不止万族。”

　　乾隆麻城《邹氏族谱》：“自始祖迁八公以元进士由江西来守于黄，因卜宅麻城之西北点兵山。”

　　光绪麻城《邓氏宗谱》：“至元明递嬗之际，流离转徙，丧乱初平，我祖南坡公由南昌安籍于麻城。”

　　宣统《黄安乡土志》记载了当时迁入的外籍姓氏35个，有23个是从江西迁入的，占65.7%。在麻城，绝大部分都称江西是祖籍地。

　　2005年3月至2006年8月，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在麻城境内收集了142套族谱，这些族谱涉及麻城125个姓氏。麻城市现在总人口116万，此125个姓氏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94.8%，较全面地反映了麻城人口的来源情况。

　　通过对这142支家族之源流进行分析，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姓氏及宗支有125个，占入籍麻城家族的88.03%。其中，来自江西“瓦屑坝”这个小地名(江西瓦屑坝和麻城孝感乡一样，均为中国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的有41支，占外籍移民总数的28.9%，占江西移民的32.8%。在这142套家谱中，只有17套族谱未反映其祖源自江西。而这17套族谱中，有3个姓氏来源未注明，有7套只注明是从麻城的邻县红安、罗田、阳新等地迁入，而麻城邻县也大部分来自江西，所以这10支姓氏是不是来自江西还很难说。

　　综上所述，说麻城人“十人中九个江西老表”是颇有道理的。那么，这些外籍人又是何时迁到麻城的呢?麻城地方志办公室所收集的这些家谱中，注明入麻时间的族谱有133套。从这133套家谱的记载情况看：唐代2支，宋代14支，元初2支，元中3支，元末28支，明初62支，明中19支，明末2支，清代2支。由此可见，元末明初迁到麻城的多达90支，占迁麻城总支数的67.7%。

　　麻城人与元末明初的大移民

　　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第三次大移民，即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的开始。麻城，特别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在这次移民潮中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元末大批麻城人随明玉珍入川

　　说到麻城及孝感乡移民入川，不能不提到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邹普胜。邹普胜是麻城孝感乡人，铁匠出身。至元四年(1338年)，邹普胜建圣人堂，奉白莲教，长期组织民众反元，组织中以麻城孝感乡人为主体。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徐寿辉、彭莹玉等率众起义，同年八月，起义军占领蕲水，邹与彭见邻县罗田人徐寿辉相貌奇伟，有帝王之相，推徐为首领。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以邹普胜为太师，兵分四路，连陷黄州等各郡县。”至正十五年(1355年)，徐寿辉声势大振，至次年正月迁都汉阳，据池阳、太平和湖北大部。至正十七年(1357年)徐寿辉部将明玉珍(湖北随州人)率部西征，溯江而上，当年十二月攻克重庆，至正十八年攻下成都，占据四川省的大部分。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杀徐寿辉后自立称帝，明玉珍不服，与陈友谅断绝联系，自称陇蜀王，至正二十二年称帝，国号夏。一些反对陈友谅的徐寿辉旧部也大批入川投奔明氏政权。

　　邹普胜率众起义的几年，从至正十一年至十四年，恰逢麻城历史上罕见的连续三年大旱，“大旱，人相食”(《麻城县志》)，麻城人为了生存，纷纷加入邹普胜、徐寿辉的起义队伍，一呼百应，数万人从军，成为主力。元末随明氏入川的人口总数，据曹树基估计应为20万，加上随军家属在40万以上，四川移民人口接近或超过了土著，在这些移民中，麻城人应有数万之众。

　　2、明玉珍招乡人入川

　　明氏政权据川十五年，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树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此期间四川基本处于安定状态。随明氏入川的部将纷纷将家属和亲戚接到四川，由于明氏政权在四川轻徭薄赋，又吸引了大批湖北和麻城民众前往。明玉珍此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发令招大批乡民入蜀，以壮声威。麻城人蜂涌而至。如：内江《吴氏宗谱》曰：“因楚中红巾之乱，奉旨来川落业。”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吾祖肇自山东……迁……孝感乡。……元主北遁，遂将麻城土著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等等，许多族谱中称是“奉旨入川”，然洪武五年之前四川属明玉珍管辖，朱元璋政令怎能通行四川?最好的解释便是奉大夏政权号召移民入川的“诏令”。

　　3、明初洪武大移民中的麻城移民

　　自明玉珍开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向四川移民。四川族谱所述比比皆是。如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从湖广世族安插四川，我祖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近，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人也。”1994年出版的《宣汉县志·人口志》记载，明初迁入该县的姓氏49支，其中由麻城或麻城孝感乡迁入的达28支，占57%。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通过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等地58户族谱分析表明，在清代以前迁入四川的118户中，湖广占85户，其中有65户来自麻城。

　　查明代史籍，麻城孝感乡移民少有朝廷官方记载，而在地方县志中却屡见不鲜。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明崇祯年间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的《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明确指出朱元璋曾大规模移民的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之事当属不谬，这也与广见于民间族谱的“抽丁填四川”、“奉旨入川”相吻合。

　　从麻城各姓氏族谱的记述看，明初麻民迁川，多为军徙。白果镇《闫氏宗谱》载：其二世祖闫纹完“明朝初年欲人投军，不愿者跳火坑。公恐遗累子孙，竟死于火中。”市区南湖办事处《周氏族谱》也记述其四世祖友信，因父亲率家人从军迁徙而在4岁时过继给宋家为嗣之事。

　　依据曹树基先生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期的大移民之后，四川人口由元末的七、八十万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为100万人。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川居者十之六七”计算，在这百万移民中，起码有60—70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人及过籍麻城者是这场移民运动的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民间把这次移民称之为“湖广填四川”。

　　马楚坚先生依据全川214例族谱、方志资料，对元末至明季入蜀氏族原籍所作的统计是：楚(湖广)187例，占87%;其他省27例，占13%。湖广籍移民中，元代19例，占9%;夏(明玉珍)26例占12%;明初119例，占56%;明中叶18例，占8%;明末32例，占15%;从元末到明初共占到了77%。而“在楚籍中，尤以麻城人为多”。

　　4、麻城人迁河南

　　元末，江淮之间历经战乱，地广人稀。朱元璋建国后，大兴屯田，多次组织狭乡农民驻宽乡垦种，同时为了削弱江南陈友谅反抗朱明的势力，迁移江西、湖北的十四万户入中都。由麻城迁往河南东南部的商城、固始、光山、罗山、息县、新县、潢川、确山、正阳、新蔡、淮滨及信阳市狮河区、平桥区等地人口较多。在这些移民当中，相当一部分是麻城的世居之民，也有一部分是从江西迁到麻城居住数年后再北迁的，他们和后面所述的麻城人迁孝感一样，称自己是由“麻城过籍”的移民。

　　麻城孝感乡之谜

　　元末明初的移民大潮中，麻城孝感乡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从那里源源不断迁出的人口，几乎填充到四川的每一角落。

　　在川东：

　　新修《南川县志》：“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卷2：“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奉敕徙来者，北岸民则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南北人较多。”

　　忠县新修《叶氏宗族谱》：“明洪武二年，叶瑞祥之子叶根一偕弟根二，同丁、陈、王、潘、肖、张、毛、莫九姓一道，从湖广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干堰铜鼓滩入川落迹(籍)忠县。”

　　据渠县傅昌志先生《渠县明清时期迁入移民探源》：在渠县境内的移民籍中，有51个姓氏计73支移民家族。在这73支移民家族中，祖源湖广籍有58支，占79.4%，在58支湖广籍中，来自麻城孝感乡的有21支，占全部移民的28.8%。

　　在川西：

　　民国《简阳县志》载，“麻城孝感乡胡彪等人明洪武初移民实川，彪与虎、群二人同入川，至简(州)正教乡定水寺插业同居。”

　　民国《荣县志》：“明太祖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

　　在川南：

　　民国《泸县志》：“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

　　民国《南溪县志》：“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县孝感乡。”

　　泸州《王氏族谱》：“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

　　在川北：

　　光绪《李元仁墓碑》：“本籍湖广麻城李家大土坎高阶，缘于元末入蜀，插占巴州。嗣世祖因贼匪扰逆，始建修楼房，后因号楼房上下营。”

　　据1994年出版的《宣汉县志·人口志》记载，在明代迁入宣汉的姓氏计49支，其中有韩、王、李、覃、罗、丁、傅、张、康、宗、彭、刘、魏、黄、符、孙、廖、程、石、武、戴等28支从“麻城”或“麻城孝感乡”迁入。

　　在川中：

　　民国《资中县志》：“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季，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长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多。”

　　光绪资中《徐氏族谱》：“吾徐氏，麻城县孝感籍也，妙兴祖避徐寿辉乱迁蜀……”

　　江津《幸氏族谱》：“宋末年间，仲式祖由江西迁楚麻城孝感乡。因徐寿辉兵起，复自楚避乱入蜀，携祖妣王氏及三子寓江笋里梅村幸家湾数年。”

　　近年，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从麻城原孝感乡范围内民间搜集了上百种族谱，这些族谱大多修于清末和民国年间(麻城修谱绝大多数开始于清初)，在这些发黄的谱碟中，发现3000多个有姓有名的迁川人员及其迁川记录。其实，大部分迁川人员由于时间久远早已失轶，还有许多携家带戚入川，在麻城祖籍者就无从考记。

　　根据近年一些移民专家对“孝感乡”的研究，下面着重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1、麻城孝感乡为明初麻城四乡之一

　　清康熙九年《麻城县志》记载：“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柝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所谓“初分四乡”是指明初将麻城全县分为四乡，也就是说，孝感乡在明代277年中，存在了105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孝感乡只存在105年。有资料证明，麻城的四乡划分和孝感乡的建制，在宋元至明代并无变化。

　　2、孝感乡的地理位置

　　明初分四乡时，四乡分界如“十”字形。太平乡在东北、亭川乡在东南，孝感乡的位置在西南，仙居乡在西北。孝感乡的范围包括麻城现在的白果镇北部、铁门岗乡、歧亭镇、宋埠镇、中驿镇、顺河镇南部、南湖街道办事处、龙池桥街道办事处南部、鼓楼街道办事处南部、以及今红安的城关镇、两道桥乡、杏花乡南部、桃花乡、叶河乡、永河镇、八里和太平两乡镇的河东部分。其主体仍在现今的麻城市，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需要指出的是：明初麻城四乡中，其它三乡均为高山丘陵，只有孝感乡位于举水冲积平原上。

　　3、麻城孝感乡迁川的原因

　　历史上麻城孝感乡移民入川至少有以下四种原因：一是逃避赋税自发移民。明初皇帝报复藩王，导致江西赋税过重，农民不堪其苦，于是向邻省赋税相对较轻且有亲缘关系(宋代有江西人大批入麻)的楚北麻城迁移，此后又向无赋税且土地面积广阔的四川迁移;二是麻城土著避移民而迁。元末明初从江西迁来的大量移民，势力强大，麻城孝感乡当地土著屡受欺压，被迫迁移;三是政府组织鼓励动迁。明末清初，随着四川连年战乱，人口锐减，清政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并鼓励垦荒，“插占为己，视为永业”，并免税10—20年，奖励耕牛种子;四是明玉珍、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招兵入川。一是元末红巾军起义，将领明玉珍是随州人，毗邻的鄂东北一带是起义的策源地，参军人数甚多。明玉珍入川后，建立大夏国，有40万人入川，其中，大部分为鄂东北乡亲，尤以麻城孝感乡人为数最多。二是明崇祯十六年(1627年)4月，麻城士民聚众造反，迎请张献忠进麻城，有五万七千人编入张部另立“新营”，后入川征战。这批军人在兵败后，将士隐姓埋名，称自己为明初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

　　4、麻城孝感乡移民迁川路线

　　麻城孝感乡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种形式。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到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锦宫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陂180里，黄陂至襄阳府68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30里。麻城歧亭古镇为移民水路的出发地。从麻城民间族谱中还发现：有一部分移民走的是水路，却并不是乘船，而是沿着江边的小道经过长途跋涉而入川的;还有少数姓氏族人是从湖南入川的。

　　5、明洪武年间移民入川麻城孝感乡人最多

　　明洪武年间入川移民的省籍以湖广为最。

　　民国《资中县志》载：“无六百年以上土著。明洪武时由楚来者十之六七。”民国《汉源县志》记：“明代之初，秦楚填蜀……一时编户齐民，秦楚籍者十九焉。”民国《名山县志》：“洪武十四年，徙楚实蜀，名山号为乐都，来者尤众。”

　　在湖广籍中，又以麻城孝感乡为最多。四川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刘宁从四川方志、族谱、墓志中搜集研究193族，其中来自湖广的家庭达147族，而这147族中，来自麻城孝感乡的竟达111族。麻城孝感乡来源的移民，占湖广籍移民总数的76%。

　　6、麻城孝感乡输出人口的来源

　　麻城孝感乡的移民遍及四川各地，即使以麻城全县的人口“填川”恐怕也难做到这一点，那么孝感乡的输出人口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本文的“江西人大量落户麻城”中已经涉及。“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是同时进行的。孝感乡的原住民迁走之后很快被从江西迁来的移民填充起来，大规模迁入的人口，保证了孝感乡人口的动态平衡和巨大的人口输出能力。

　　事实上，麻城是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麻城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如上文中引述的泸州《王氏族谱》序言中说到，王九携妻雷氏，先由河南随祖王九禄于洪武元年到麻城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象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可见，从麻城孝感乡输出的人口远不止孝感乡的人口，甚至远远不止于整个麻城县的人口。

　　7、麻城孝感乡的误籍和冒籍现象

　　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家属;二是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也不排除自称祖籍“麻城孝感乡”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误籍和冒籍。

　　①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相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湖广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

　　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人口稀少，没有输出人口的能力。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使这一地区人口消耗极大，以致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未被省废，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府或武昌府，至洪武13年才复为府。此时，又从麻城迁出大量人口填充德安府，包括孝感县，即所谓“麻城过籍”。康熙《安陆县志》：“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旋居孝感县。”今孝感市人对原籍的认同多归属为“江西麻城过籍”、“麻城过籍”。

　　②麻城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

　　麻城本县人冒籍孝感乡人，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明代成化八年孝感乡撤消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是“孝感乡”人，甚至到明末清初迁川的人仍说自己是“麻城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存在，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籍的是“乡籍”，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③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在四川的外籍移民中并不少见。如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士民或兵(卒)冒籍以自求庇。”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祖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府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该家谱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在湖南吗?”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乡人在各地势力很大，一些外籍人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不得已“冒籍”。

　　麻城人与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

　　明末清初，地处西南的巴蜀大地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天灾人祸：从平定杨奢叛乱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开始，紧接着便是张献忠三进三出的“屠川”，吴三桂在四川的疯狂烧杀，明官军和四川地主武装的杀掠。瘟疫、大旱、水灾甚至虎灾也接踵而来，给四川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清初，朝廷为迅速恢复四川的生产，采取了招还流遗，鼓励移民入蜀等垦荒的措施，再次推动了大批湖广移民入川大潮。麻城人因有明代入川移民的广泛联系，在清初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下，在这次移民大潮中，再次充当了先锋，从而也使“麻城孝感乡”逐步演变成巴蜀外籍移民最响亮的移民祖籍地，进而使麻城孝感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巴蜀移民的共同记忆符号。

　　1、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出现了历史上最少的记录

　　据统计，1661年(顺治十八年)，四川布政使司共有人丁16096人。按照自顺治至雍正朝所计“人丁户口”系指男丁16岁以上至59岁以下的人口，丁外又如妇女、小男、老男才是总人口的标准推算，四川的总人口为80480人。这个数字是四川历史上人口统计的最低数。该年全国的总人数为一亿零五百三十五万。四川总丁数为全国丁数的0.0764%;四川总人数为全国总人数的0.0769%。以顺治十八年的丁口与明万历六年四川户、口的丁口比较，顺治十八年仅为万历六年丁口的6.1%，也就是说，明代四川人丁只有6.1%存活下来了。又以总人数进行比较，顺治十八年四川的总人数仅为万历四川总人数的2.6%，也就是说，四川只有2.6%的人存活下来了。

　　当然以上的数字是指当时能够登记载册的户口，由于明末清初四川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大批民众逃亡，统计未必全面，但类似“数千里内，城郭无烟。荆棘之所从，狐狸豺虎之所游”“成都所属州县，人口断绝千里，内冢白骨亦无一存。人数既尽，遗无可为食，地中掘枯骨而糜之以糊口”的记载遍及四川各府、州县志，四川当时凋蔽荒凉当属不谬。

　　2、清政府鼓励各省之民入川开垦

　　招还流遗：1660年(顺治十七年)，四川巡按张所志看到四川土广人稀、道路榛莽，“招辑流移，各令复业”。1668年(康熙七年)户部题本说：“(四川)任此荒，增税无策，……舍招集流移之外，别无可为裕国之方。”该年十一月，户部复原任四川总督刘兆麒疏言：“蜀中流民寄居邻省者，现在查令回籍。而山川险阻，行李艰难。地方各官有捐资招抚，使归故土者，请敕议叙”。户部同意现任文武各官“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记录有差。”康熙二十五年六月，户部议复同意四川巡抚关于“四川乡绅，应回原籍”的疏请。并指出：“四川土广人稀，若居官者尽留他省，则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芜矣”。康熙二十七年，玄烨皇帝谕令四川巡抚噶尔图，原任四川巡抚姚缔虞奏请招辑四川流移缙绅回籍，要“次第行之”。康熙二十九年，玄烨谕令：“四川缙绅迁居别省者甚多，应令伊等各归原籍”。该年，四川巡抚姚缔虞，鉴于平定吴三桂四川大乱之后，“蜀绅宦游者多以故土荒残留滞异地”，“疏令还籍以实地方”。

　　以劝垦为考成：顺治十四年四月，福临根据户科给事中粘本盛疏奏，批准“督垦荒地，应定劝惩则例”。对督、抚、道、府，州县、卫所官员及文武乡绅劝垦有功人员给予奖励，又申明“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康熙七年(1668年)，题准四川文武各官招民复业，每百家记录一次，四百家加一级，五百家加二级，六百家加三级，七百家以上不论俸满即升。康熙十年六月，玄烨批准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关于“敕部准开招民之例”的疏请。通过以上措施，以劝垦为考成，把州、县以上官员的政绩升奖，处罚与开垦联系起来，既调动了四川地方官员组织开垦的积极性，又起到了督促作用。

　　入川民人准其入籍：康熙十年，“客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康熙五十一年，玄烨谕令大学士：“嗣后湖广民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姓名、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雍正五年，户部议复四川巡抚马会的疏言“楚民入川落业者，定例令地方官给与印照验收……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雍正六年又规定：“入川人户众多，奸良不一。饬令该管地逐户挨查，取结编入保甲。”康熙二十九年，户部批准四川陕西总督葛思泰疏言：“蜀省流寓之民，有开垦田土，纳粮当差者，应准其子弟在川一体考试。著为例。”但“如中试之后因原籍，并往别省居住者，永行禁止。”

　　开垦田土永准为业：顺治六年，福临要求户部，都察院传谕各抚、按，转行道、府、州县有司，凡各地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俾之安心乐业。查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康熙二十九年，议准：“四川荒地多，流寓之人情愿在川居住垦荒者，将地亩永给为业。”雍正六年，是准：“各省入川民人，每户酌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若有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增十五亩，或旱地增二十五亩……给以照票，收执管业”。

　　此外，还有“官给牛种口粮”，“新垦田地分年起科”，“鼓励老农入蜀教垦”，“春耕农忙禁派民役”，“查还官兵强占民田”等诸多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些政策的实施，立即掀起了新一轮的移民大潮。湖广紧邻四川，大批湖广人抢得先机，捷足先登，出现了移民史上又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因有“麻乡约”为沟通四川和家乡麻城之间的信息和感情架起了桥梁。在清初这些鼓励垦荒的政策出台之后，具备亲情和信息优势的麻城人，便蜂涌入川，再次成为“湖广填四川”的急先锋。

　　3、明末清初入川的麻城人

　　明末清初，麻城人对四川更为了解和熟悉。加之，当时麻城地区开始陷入战乱，后来又接连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了空前规模的入川寻生路，入川寻发达的移民潮。特别是康熙至乾隆年间，麻城中南部许多家庭都是亲兄弟、堂兄弟携子侄成群结队涌向四川。各姓氏家谱中记载颇详。

　　①随张献忠入川的麻城人：

　　1627年(明崇祯十六年)4月，张献忠进军麻城，在麻城当地一次性招兵五万七千人，编入军中，别立“新营”，翌年7月，改称“英勇营”，由洪正隆率领，随张献忠入川征战。兵败后，这批军人隐姓埋名，散落民间，在四川繁衍生息，成为开垦之民，其中大多数告诫后人：祖籍为麻城孝感乡。

　　②“奉旨垦荒”的麻城人：南川县的许多移民都来自湖广省，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渠县的落籍移民据傅昌志先生统计共58支，其中来源麻城孝感乡的有21支，这21支中有15支来源于“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此外，还有祖籍地集中在孝感乡“洗脚河”，“大石板”，“扒凿岭”，“青山”，“复阳村”，“卧牛石”的。这些移民大多称为“奉旨垦荒”或“奉旨实川”。

　　据四川和麻城两地民间流传的说法，那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一些地方官为争政绩，四川和麻城一带的官员进行勾结，在一些地方实施过强行移民。他们往往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迁徙，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一样。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湖北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水而上，到达忠州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坝落业，现在马氏四支人共繁衍后代千余人。

　　嘉庆汉州志：据《黄氏祠序》“天府古国，海内羡为乐业，而黄氏(原籍湖北麻城县)子孙遂由此西迁而乐业焉。”

　　③逃荒入蜀的麻城人：

　　在清初“移民垦荒”优惠政策的引导下，麻城人只要遇到歉收，或家中人多口阔、入不敷出，或是破产失掉了土地，便奔赴“天府古国”的四川。著名作家艾芜(原名汤道耕)的祖先，在原籍麻城孝感乡是以种田为主的耕读人家，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带妻子儿女，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清初麻城一带接连发生旱灾、水灾、瘟疫、蝗灾，甚至地震，可以想象，清初因逃荒入蜀的不在少数。

　　④经商入蜀的麻城人：

　　随着入川麻城人的增多，也由于“麻乡约”逐步演变为能运送大批货物的“马帮”商行，四川与麻城之间的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四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农产品丰富起来，粮食的价格甚至低于湖广许多，而麻城家乡一带的特产在四川也格外受到广大湖广移民的欢迎，于是有不少麻城人结成了商帮。有不少人经商发财，成为一方巨富。在麻城各姓氏族谱中，均有“入川贸易”的记载，有一些巨贾还在族谱中立有传。如麻城《熊氏族谱》，《刘氏族谱》，《尉氏族谱》等等，都记录有其祖先怎样通过到四川贸易发家致富，然后恩泽族人的传奇经历。

　　除了以上几种情形的入籍四川者外，还有入蜀游学、教书、行医的麻城人;在川为宦改籍的麻城人;慕蜀地山川形胜入籍的麻城人;入川隐居避祸的麻城人;甚至还有一些麻城的和尚、道士也前往传法布道西蜀。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载：湖北黄(州府)麻(城县)籍的移民，占入籍广安州人数的2664%，在四川的有些地方，这个比例更高。

　　4、清初湖广移民仍打“麻城孝感乡”旗号

　　麻城县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迁川的中心，一直是当年迁川的湖广移民——后来的土著、“旧家”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的祖籍识别标志与“品牌”形象。可是到了清初，大批外省移民，主要是湖广移民，也打出“麻城孝感乡”旗号，都说自己的祖籍也来自麻城县孝感乡。其实，麻城县孝感乡早已在明代成化八年撤销了。究其因，我们认为，在清初外省移民大量入川之前，元末明初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老民。同时，大批黄麻饥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曾经有大批人员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轻车熟路，捷足先登，成为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移民。依次入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稳足，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力求“荫以自庇”，以获得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和保护。在这方面，由元末明初就迁来的麻城孝感乡移民，也就是此时的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他们在四川的经历和对四川的认识和经验，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他们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多，而且素质高。早期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人才辈出，人文荟萃，且颇多世家望族。如：明代首辅杨廷和家族，明代思想家、易学家来知德家族，清代康熙朝户部尚书张鹏翮家族等等。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社会上的地位、声誉，以至形成“麻城孝感乡”这块在清代四川颇有影响的移民品牌。它象磁铁般吸引外来移民，促使他们聚集在“麻城孝感乡”的旗帜下。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些湖广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就将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麻城孝感乡”的，这也是许多四川清代移民仍称“麻城县孝感乡”的原因。

　　麻城移民对川、渝社会经济的深远影响

　　从元末明初到清代中期的麻城籍移民，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对四川、重庆等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不仅开垦了大量闲置的荒地，兴建了大量的生产生活设施，还从家乡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种植模式，在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中提高了生产水平，恢复和发展了四川经济;他们与不同省籍移民间，与当地居民间通婚，促进了人口的繁衍优化;他们还将家乡的语言、饮食、风俗习惯带到四川，促进了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的融合;他们在艰苦和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历炼了意志和品格，涌现出大批杰出人物，为国家和四川之发展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1、麻城移民为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大移民，最直观最显著的作用在于为四川补充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使四川的土地资源得到了充分开发。以清代的重庆地区移民为例，1671年(康熙十年)，重庆地区仅有耕地面积12.4万亩，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已达到584.39万亩。雍正六年清丈土地后达到1259.76万亩，以后长期保持耕地面积在1100万亩到1200万亩。耕地面积几乎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前的100倍。到了乾隆年间，四川的农业生产达到甚至超过其它地方，出现了川粮济楚，川粮济闽、台，川粮济滇、黔，川粮济陕、甘等大量粮食出口的壮观景象。以麻城移民为代表的湖广移民是入川最早的外籍人，对移民入川起到了领航和主力作用。麻城移民从元末到清中期持续不断迁往四川，是四川劳动力最稳定的补给地。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麻城人对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自然具有特殊的历史性的贡献。

　　2、麻城移民为四川带去了先进的耕作技术

　　明清移民中，麻城老民和江西迁麻城的新民源源赴川，将江西、湖广两地的一些新的耕作技术，新的农作物品种带进四川，又将这些较先进的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实践，使四川的农业生产技术具备了杂交优势和后发优势。祖籍麻城的阚昌言，在任四川德阳知县时，结合祖籍地的生产经验和四川的自然条件，写成了《农事说》一书。该书从天时、地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等诸多农业技术，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用他的农学理论直接指导生产，大大地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水平。

　　3、“麻乡约”开中国近代邮政通讯之先河

　　元末明初，麻城大批迁往四川的垦农远离故土，思乡心切，相约每年推选不负众望者回乡探望，往返捎带家信和两地特产，以致年年如此，相约成习，这就是著名的“麻乡约”。它是我国通信史上的一大创举，为明朝中叶民信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清代咸丰中叶，“麻乡约”逐渐演变为客运、货运、送信的民间商帮组织。著名的“麻乡约大帮信轿行”，其业务不但涉及西南三省，还远至汉、沪、津、京、滇、缅、越、清。“麻乡约”带动的乡情传递，至今绵绵不绝，它极大地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信息和货物交流，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4、“泸州老窖”名扬天下

　　洪武四年，从麻城孝感乡迁出、落籍四川隆昌的郭孟四，是隆昌郭氏的开山祖。郭氏家族人丁兴旺，距今已有600余年，传30余世，估计在世人口5000余，郭氏家族在明代中叶已靠酿酒致富，到清嘉庆年间富甲一方。万历十三年，郭氏在泸州兴办天成曲酒厂，是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的原产地，曾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泸州老窖品牌，虽经时代变迁，至今仍名扬天下。这正是麻城移民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精神的一个缩影。

　　5、促进四川官话的形成

　　据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一文，四川官话是由外地人带入的。元末明初的战乱和大移民，大批湖广籍和部分陕西籍、安徽籍的军人和平民留居四川，到清代前期，从湖广地区为主的大批移民入川，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官话(成都语音)。语言专家通过对麻城方言和西蜀方言及成都语音的比较分析，认为麻城方言与西蜀方言在声母、韵母、声调、声韵调配合规律上，除少数地方稍有出入，基本一致。至今有些典型的方言词汇在麻城和巴蜀大地仍然通用。如：解手(小便)、一路(一起)、要得(行，可以)、歪(不正规)、晓得(知道)、扯谎(撒谎)、麻了(糊涂了)、二回(下一回)等等。

　　6、麻城籍移民后裔群星璀璨

　　麻城移民在长期的艰苦创业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坚韧不拔，开拓进取，刻苦耐劳，团结互助，崇尚正义，爱国爱乡”的“大客家”精神。在这种精神的传承下，麻城籍移民及其后裔，创造出了非凡的业绩，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士。他们中有：明弘治年间首辅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及其子杨慎(升庵)，明嘉靖年间状元、文学家、思想家、易学家来知德，明末著名的巾帼英雄秦良玉，清康熙年间著名廉吏、户部尚书张鹏翮，兵部尚书李先复，农学家阚昌言，创办“泸州老窖”的郭氏家族，民主革命先驱、《革命军》作者邹容，“辛亥革命中坚”、同盟会员郭蔚华，民国元老张群，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著名烈士罗世文，中共早期革命活动家、著名烈士李硕勋、原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李鹏，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胡代光，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张爱萍、熊光楷上将，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等，他们不仅是麻城移民的荣耀，也是整个四川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主要参考文献】

　　①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②清康熙九年刻本《麻城县志》，1999年影印本。

　　③凌礼潮：《先秦时期麻城移民问题考略》(2002年3月发表于政协《麻城文史资料》第七辑)

　　④凌礼潮：《麻城孝感乡移民考》(《寻根》2005年第五期)

　　⑤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19962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

　　⑥孙晓芬：《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19971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⑦孙晓芬：《明清的江西湖广人与四川》(200510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⑧1993年版《麻城县志》

　　⑨2004年版《黄冈市志》

　　⑩李朝仁：《麻城移民初探》

　　⑾周启志：《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

　　⑿陈世松：《“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⒀葛剑雄：《麻城孝感乡——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1997年5月9日载《四川日报》)

　　(钟世武：麻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黄冈市政协委员;曾锋：麻城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麻城市政协委员)

　　“江西填湖广”与鄂东

　　史智鹏

　　主要存在于南宋至明末的“江西填湖广” 移民大迁徙，是与“湖广填四川”相提并论的长江流域两大移民高潮之一，在我国移民史上赫赫有名。湖北省东部(简称“鄂东”)的蕲州和黄州是“江西填湖广” 移民大迁徙落藉定居的重点地域，自南宋至明末形成过三次移民大迁徙高潮，它促进了鄂东人口的变迁、发展与文化教育的兴盛，导致鄂东民众多认为自已的根在江西，并称原籍江西人为江西老表。

　　江西填湖广形成的三次移民高潮

　　南宋时期，鄂东首次出现“江西填湖广”移民潮。

　　蕲州和黄州(简称“蕲黄”)在南宋始终处于国防前线。蕲黄先有金兵入侵，后有蒙军蹂躏，战乱频繁，加之天灾人祸，民众或死或逃，人口呈现下降趋势。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朝廷于绍兴三年(1133年)和乾道九年(1173年)间，两次组织江西民众大规模迁居蕲州和黄州，鄂东首次出现 “江西填湖广”移民潮。

　　李成原为南宋初年祸害一方的盗匪，朝廷将其收编后授予舒蕲光黄镇抚使，但他匪性不改，建炎四年(1130年)，在黄州、蕲州等地发动叛乱，匪众在黄州的黄冈、麻城、黄陂县和蕲州的蕲春、蕲水、广济、黄梅、罗田县各地烧杀抢掠，城乡俱废。时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兼黄复汉德安制置使的岳飞参与指挥平叛，叛乱平定后，他鉴于蕲黄二州各县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从绍兴三年(1133年)开始，大量从江西鄱阳湖一带移民，组织江西民众迁入蕲黄定居。自此以后，移民蕲黄的江西民众接踵而至，其中在蕲黄二州的马祁、洗马、石桥、麻城山场定居并种茶贩买者尤多。

　　乾道八年(1172年)，江西隆兴府(今南昌市一带)灾情严重，民众无以为生，饥民倾家外出逃荒，其中，大批流民北渡长江，涌入邻境蕲州和黄州，朝廷为了妥善安抚流民，派大理寺主簿薛季宣在黄州故治(址今武汉市新洲区)、麻城设官庄22处，按户给屋，按人给田，并发耕牛、农具、种子，进行移民垦殖，用以安置江西灾民。流民除在官庄定居外，还有一部分“逐熟投主”，投靠在马祁、洗马、石桥、麻城等茶区种茶的亲友并定居，故蕲黄各地皆有江西流民落藉定居。例如，今新洲、罗田、团风、浠水、麻城一带的史姓土著，其始迁祖关柱公在南宋孝宗时从陕西长安逃难至浙江杭州，由杭州辗转至江西，于乾道九年从江西迁居麻城并落籍，其二世祖天正公、天富公再迁于今新洲区辛冲镇。

　　元末明初， “江西填湖广”移民形成第二次高潮。

　　此期移民高潮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元朝末年，罗田人徐寿辉等发动反元起义，建立天完国，蕲黄之地是天完国根本之地，元军与天完军在此反复作战，民众死亡逃散，蕲黄地域人口空虚，田地荒芜，但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朱元璋军队攻占蕲黄后，蕲黄战事完全消歇，恢复平静，社会得到安宁，而此后数年，朱元璋的军队与大汉国陈友谅的军队在江西争雄，江西鄱阳湖一带成为双方战场，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迫使深受其祸无法生存的江西民众逃离家园，外迁到一江之隔、地广人稀、了无战事、相对安宁的蕲黄之地。其二，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鉴于江西残破太甚，湖广已相对恢复元气，且距离较近，就因循元末江西民众外迁路线，制定移民政策，鼓励江西民众大规模迁居湖广，特别是到蕲黄一带定居垦荒，甚至由官府组织江西民众迁居蕲黄，从而使洪武年间，江西民众迁居落籍湖广又形成高潮。

　　明朝末年，形成“江西填湖广”移民第三次高潮。

　　形成第三波移民高潮的原因，主要是明末长期战乱和水旱蝗震等自然灾害，迫迫使大批江西民众北逃到蕲黄并落藉定居。魏源在《湖广水利记》中记载：“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见《古微堂外集》卷6)

　　综合各方面资料可知，“江西填湖广”移民主要出自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州府，大致是现在的南昌、丰城、九江、德安、景德镇、乐平、鄱阳、余干、吉安、泰和一带，尤其以饶州府之鄱阳、德兴、安仁、余干、浮粱、乐平等地民众外迁最多。

　　“江西填湖广”移民以波阳瓦屑坝为移民聚散地和出发地，所以，瓦屑坝成为江西填湖广移民后裔一致认同的根。

　　瓦屑坝的具体地点，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明初大移民之聚散地——江西瓦屑坝》一文中有明确指向：“今波阳县城西面一个叫做‘瓦燮’的村庄，……‘瓦燮岭’就是元末明初的‘瓦屑坝’。瓦燮岭今属莲湖乡，离波阳县城鄱阳镇(即当年饶州府治)不过一二十里，处于鄱江三角洲，离鄱阳湖的汊湖大莲子湖不过十来里，周围湖泊密布，水路通畅。……当年的瓦屑坝是一个濒临鄱阳湖、靠近鄱江的聚落和水运码头。”(转引自鄂豫楚黄张氏宗亲联谊会会刊《鄂豫楚黄张氏》2010年第3期)

　　地方历史文献中对“江西填湖广”的有关记载

　　成千上万户江西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和制约，鄂东是江西移民定居首选之地，故而蕲州和黄州各地皆有大量江西迁居落籍民众，有“居楚之家，多豫章籍”之说。虽然具体迁入人数已无法确知，但迁居人口之多，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却是闻名古今。地方志、宗谱等地方历史文献对此多有记载。

　　据宣统元年《黄安乡土志·氏族录》记载：黄安在元代以前有40个姓氏迁入，以江西最多，来自江西饶州、南昌、九江、吉安等地的姓氏多达34个，占外来移民的85%。如：张姓“始祖文德，江西余干人。”卢姓“江西临川人，避难迁黄冈中和里花园铺。”黄姓“始祖万三，江西南昌人，元至正甲申举人，避陈友谅乱，迁黄冈。”邹姓“始祖迁八，元进士，官主事，元末由江西新建县卜居麻城点兵山。” 1992年版《红安县志·人口》中分析了红安县35个姓氏的源流和分布情况，其中(华河)王姓、韩姓、周姓，(县城)张姓、徐姓，(八里)刘姓、胡姓、詹姓、卢姓、钟姓、何姓、邹姓、熊姓、戴姓、黄姓、余姓等16姓氏可以确定是元末明初由江西迁居的，几乎占了所知姓氏来源的一半。

　　据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介绍，从2005年3月到2006年8月间，他们在麻城境内收集了142套族谱，这些族谱涉及麻城125个姓氏。麻城市2011年总人口116万，此125个姓氏的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95%左右，较全面地反映了麻城人口的来源情况。钟世武、曾锋对这142支家族之源流进行分析后认为：“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姓氏及宗支有125个，占入籍麻城家族的88.03%。其中，来自江西“瓦屑坝”这个小地名的有41支，占外籍移民总数的28.9%，占江西移民的32.8%。在这142套家谱中，只有17套族谱未反映其祖源自江西。而这17套族谱中，有3个姓氏来源未注明，有7套只注明是从麻城的邻县红安、罗田、阳新等地迁入，而麻城邻县也大部分来自江西，所以这10支姓氏是不是来自江西还很难说。”

　　2011年版《麻城市志·人口》对麻城移民情况记载颇详：“境内的现有人口大部分为江西移民后裔，麻城市地方志办公室收集了境内142套族谱，这些族谱涉及境内人口较多的125个姓氏，覆盖境内总人口的94.8%。通过对这142支家族源流分析，从江西迁移到境内的姓氏及宗支有125个，占这批族谱人口来源的88.03%。其中，来自江西瓦屑坝的有41支，占总数的28.9%。外籍人口入籍境内的时间以元末到明中为多，上述142支家族的族谱中，133支注明了迁麻城时间，分别是：唐代2支，宋代14支，元初2支，元中3支，元末28支，明初62支，明中19支，明末2支，清代2支。从元末到明中期，迁到境内的多达109支，占总支数的82%。”

　　新洲三店地方志办公室曾对三店区116个姓氏进行统计，并对其中50个人口较多的姓氏进行源流考证，认为：“大部分姓氏是在元代以后陆续从外地迁入的，大致来源为：一、明朝洪武初，奉诏从江西移民而来;二、明清民国时期在湖北、黄州、河南等地为官、经商、做艺的人，途经此地;三、世居此地的老户。其中以第一种为最多，第二种次之，第三种极少，也可能还有其它一些原因。”(引自《新洲县地资料选辑》第二辑)。其中元末明初由江西迁居三店姓氏的主要源流情况如下:

　　姓氏 始迁祖 原 籍 迁居三店时间

　　万 万武希 江西 洪武初

　　马 马成辅 江西筷子乡 洪武二十四年

　　王 王瑞卿 江西 元末

　　方 方伯武 `江西 洪武二年

　　邓 邓均材 江西 洪武初

　　石 石谷禄 江西都昌县白水塘 洪武四年

　　刘 刘广三 江西梓溪 明初

　　朱 朱 英 江西 洪武四年

　　许 许明甫 江西饶州东平 洪武初

　　宋 宋寿山 江西饶州余干县瓦屑坝 洪武六年

　　邱 邱兴于 江西饶州余干县岭茅余 洪武初

　　何 何 万 江西 洪武初

　　吴 吴 琳 江西饶州乐平县 洪武初

　　陈 陈昌杰 江西 明初

　　陈 陈 杰 江西 洪武二年

　　杜 杜 锋 江西饶州 洪武初

　　张 张能用 江西饶州 洪武年间

　　周 江西饶州余干县瓦屑坝 元末明初

　　段 段国荣 江西广信府弋阳县 元末

　　胡 胡伯猷 江西南昌 元末

　　胡 胡子文 江西饶州 洪武初

　　施 施贤辅 江西饶州余干县 明初

　　徐 徐宗岳 江西饶州乐平县 洪武二年

　　郭 郭仁甫 江西饶州余干县 洪武二年

　　栾 栾胜一 江西饶州 洪武初

　　高 高海峰 江西饶州 元末

　　黄 黄文昭 江西饶州鄱阳古楼埠 洪武初

　　萧 萧 鹏 江西建康府 洪武初

　　曹 曹清甫 江西饶州乐平县 洪武初

　　彭 彭 元 江西 洪武年间

　　程 程同瑞 江西都昌县南桥 明初

　　喻 喻聪四 江西饶州乐平县 洪武元年

　　曾 曾 祯 江西卢陵县迁营乡 洪武二年

　　戢 戢士圣 江西 洪武初

　　廖 廖 碧 江西 元末

　　谭 谭天八 江西饶州余干县 元末

　　蔡 蔡祥甫 江西南昌府南昌县 洪武初

　　如此区区一隅之地，密集元末明初由江西迁居而来的众多宗族，可见“江西填湖广”声势之众，规模之大。

　　查阅黄冈市各地家谱，家族自江西迁居落藉蕲黄者比比皆是。如蕲州的熊、管、萧、顾诸姓;如广济的方、邢、钟、蒋、阮、甘、毕、闵、樊、邹、章、费、向、喻、许、高、洪、魏、丁、姚、曾、冷、江、金、华、寇、傅、陈、李、张、舒、杨、柯、朱、戴诸姓;如黄冈的舒、万、刘、童、殷、官、詹、吴诸姓，他们的始迁祖多数来自江西。

　　乾隆麻城《胡氏族谱序》称：“始祖胜三公生元顺帝年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罗塘乃其居址。尔时初被徐兵毒，继而友谅肆虐，而江州豫章之地，日无宁所，草木皆惊。一时望风远走者，正不止我祖矣。及洪武定鼎迁府，其偕来胞兄荣一荣二，各居一处，我祖胜三公始析居兹土。”

　　民国麻城《陈氏宗谱》称：“我始祖陈太大人，系江右饶州府人氏也。饶州生齿繁庶，穿木为田，难容耕凿。开科擢起，有文武二公，乃太祖同胞昆弟也。始祖意欲各立门户，闻红头巾作乱，杀戳甚众，土旷人稀。太祖乃抛弃故里，自饶州历鄱阳风涛，经历险阻，至湖广黄州府，访黄麻二县界地，名黄泥畈落钗河古刹天齐庙一带，此处人心醇而风俗厚，遂以旅人寓焉。”

　　张际春详考了红安县一百个姓氏的详细源流，认为红安姓氏大多数与“江西填湖广”有着密切联系，并在编著的《红安百家姓氏源考》中进行了详细记载，如红安刘氏两支，其一原籍江西南昌府，于南宋隆兴年间迁居麻城锁口，其一原籍江西饶州府浮梁县，于明朝洪武年间迁居红安八里太平。书中还记载道： “元代至正年间江西饶州鄱阳人周秀，子名周铣，周铣生有四子，长子名周兴，次子名周隆，三子名周茂，四子名周盛。明洪武二年(1369年)周兴偕二弟周隆为江西填湖广移民，自筷子巷出发移迁到黄冈县中和里周家大屋卜居，即今红安县觅儿镇周家大屋。”

　　按照明初的户籍管理规定，户籍以入籍早晚分为土户、客户两大类，元朝以前的土著户为土户，明初以后新入籍的为客户。但经过“江西填湖广”后，江西迁至蕲黄的客户往往在人口数量上超过土户，成为蕲黄人口的主要成分，经历百年后，这些“江西填湖广”的江西老表也成了黄州土著。

　　江西填湖广促进了黄州文化教育的兴盛

　　“江西填湖广”给鄂东地域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人口的变迁，还有文化教育的兴盛。宋代以前，江西是唐宋文化精华之区，庐陵文风鼎盛，才秀辈出，俊杰星驰。白鹿洞书院是古代书院办学之样式，享有“海内第一书院”盛誉。而湖北文化重心也在荆州、襄阳地域。相对而言，蕲黄二州土著文人不多，文化氛围不浓，社会地位不显，处于文化高地的边缘。

　　大量来自人文发达地区的江西民众迁居鄂东后，江西文化随之浸润，蕲黄文风为之一振。自明代始，黄州府广设学校，弦歌悠扬，科甲鼎盛，人物飚涌，人才济济，俊杰络绎，名士纷呈，著述繁多，学术灿烂。因之，荆楚文化重心由荆、襄之地向黄州转移，黄州进入文化高地的中心。这种文化地理的变动，改变了湖北文化重心长期徘徊于江汉地区的格局，史称“楚风东渐”，是湖北人文历史上第三个黄金般鼎盛时期，黄州因此赢得“唯楚有才，鄂东为最”的盛誉。这其中，詹同、刘子壮两人堪称代表。

　　明太祖朱元璋的名臣詹同，原籍江西婺源，元末任郴州学正，因兵乱迁居黄冈，从仕于陈友谅，任翰林学士承旨。朱元璋攻占武昌，召其为国子博士，赐名同，历任翰林直学士，迁侍读学士、吏部尚书、《日历》总裁官、翰林学士承旨等职，编写有《皇明宝训》等。《明史·詹同传》称：“以文章结主知，应制占对，靡勿敏赡。帝尝言文章宜明白显易，通道术，达时务，无取浮薄。同所为多称旨，而操行尤耿介，故至老眷注不衰。”

　　清顺治时状元刘子壮(1609—1652)，其先祖是江西清江县人，明朝初年迁居黄冈县堵城雅淡洲(今属黄州区)。他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举于乡，清顺治六年(1649年)参加殿试，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授国史馆修撰。他是清初著名学者，博综群籍，精制举文，雄厚排傲，淩铄一切。《清史稿·选举三》称：“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

　　(史智鹏：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

　　黄梅八大人文资源

　　石雪峰

　　黄梅县人文资源非常丰富，其中，八大人文资源尤其出名。

　　一、名戏

　　黄梅县是戏曲之乡，“一去二三里，村村都有戏”，上演的剧种有黄梅戏、汉剧等，以黄梅戏流传最广。黄梅戏曲调优美，婉转动听，乡土气息浓郁，易于传唱，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现与京、越、豫、评并称为全国五大剧种，驰名中外。黄梅戏是在黄梅北部山区的采茶歌和其它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经过与黄梅道情、旱龙船等说唱艺术结合逐步形成的，于明末清初搬上舞台，发展成为地方剧种。清乾隆年间，随逃荒艺人流传到安徽省安庆地区，并在此发展壮大。解放后，黄梅县将黄梅戏请回娘家，并大力发展，除黄梅县专业剧院外，还有100多个乡间剧团，先后成长起来的名演员有胡亚莎、易春华、吕金姣、黄东风、郭华阳等。传统剧目有36大本、72小曲，解放后自编自演的剧目有《於老四与张二女》、《知府赊官》等。其中《於》剧折子戏《过界岭》在武昌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作过专场汇报演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赏。

　　二、名寺

　　黄梅又是佛教之乡，寺庙遍布全县各地，颇具名气的有五祖寺、四祖寺、高塔寺、东禅寺、老祖寺、意生寺等，以五祖寺在国际国内名声最大。五祖寺座落在县城东北13公里处的东山上，唐代，本县濯港人弘忍继承了从印度传来的佛祖衣钵，成为佛教禅宗在中国的第五代传人。弘忍于唐咸亨三年(672年)借冯茂山(今东山)建道场，以见性成佛为宗旨，弘扬光大禅宗，他的佛禅理论在我国哲学史、思想史、佛教史上产生深刻影响，在印度、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享有盛名。弘忍的僧徒众多，其弟子慧能和神秀继后创顿教与渐教，是为南北二宗。五祖寺因此名声大震，被尊称为天下祖庭，名刹香火日盛，影响海内外，到宋代最盛时有庙宇千余间。至今有“蕲黄禅林甲天下，佛教大事问黄梅”一说。

　　三、名龙

　　黄梅境内己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焦墩遗址最具代表性。1993年，在挖掘合九铁路路基时，筑路工人在焦墩发现一片颜色各异的卵石，经考古专家鉴定，它是一条“卵石摆塑龙”，形成时间距今6000年左右。这条“龙”由大小不等、颜色各异的河卵石拼成，长4.46米，高2.26米，鱼尾、兽爪、蛇身、鹿头，张嘴曲颈，长角后扬。龙首高高昂起，眺望远方。龙身呈东西走向，形态生动，威武雄壮，状若腾飞。这一发现轰动世界，被称为“东方第一龙”。它的发现，为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多元化提供了重要佐证，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图腾崇拜、原始艺术、原始天文学以及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卵石摆塑龙”已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四、名拳

　　南宋年间，黄梅曾是岳家军抗金前线，岳飞所创的岳家拳“手到脚到，气到声到，手起步落，如弓放箭，一发即到，气势磅礴，无坚不摧”，金兵因此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岳飞为秦桧所害后，其子岳震、岳霆逃至当年抗金驻扎过的黄梅杨梅岭聂家湾隐姓埋名避难，将其父研创的岳家拳的拳谱、拳理、拳法、拳诀、拳歌记述整理成一部书，名叫《武穆遗书》。岳飞昭雪后，岳家拳作为防卫和健身拳术，在黄梅民众中得到广泛练习，并世代相传。1986年，岳飞第27代孙、黄梅县燃料公司工人岳进，在徐州举行的全国民间武术大赛上表演岳家拳，获得金牌，轰动国内外武林界。

　　五、名园

　　县城北27公里处的紫云山挪步园，为本县明朝兵部尚书汪可受颐养天年之地，地盘为皇帝所赐。挪步园海拔1000多米，盛夏，白天最高气温只有19摄氏度，夜里不到10摄氏度，这里树木葱笼，山花烂漫，瀑布飞悬，清风送爽，是理想的避暑胜地，享誉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有鄂东避暑山庄之称。省、地、县已在这里建起一批高档宾馆，每年可接待国内外客人5万人次。挪步园周围有10多个名胜古迹，并盛产名茶——挪园青峰茶。游人饱览挪园风光后，再在凉风习习的绿荫下品尝“挪园青峰”，可谓其乐无穷。

　　六、名树

　　黄梅因境内有黄梅山、山多黄梅树而得名，黄梅树是黄梅的县树，黄梅花是黄梅的县花。在众多的黄梅树中，以距县城35公里处蔡山上的一棵古梅树最为有名。史载，这棵梅树为晋代名僧支遁亲手栽种，树龄距今有1650多年。古梅枝繁叶茂，冬春二季各开花一次，故称“二度梅”。其花鹅黄，布满技头，煞是耐看。

　　七、名联

　　黄梅人喜爱用楹联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结婚、嫁女、添丁、子女参军、入学、工程破土、房屋落成，甚至有人逝世都要在门前贴上一幅对联。每年春节，城镇机关单位、农村家家产户都要在有门的地方喜贴春联。因此，黄梅出现许多流传古今的名联。如清代探花帅承瀛幼小读私塾时，路过一地，一位在田间扯秧的农夫甩出“稻草捆秧父绑子”上联，要帅承瀛对出下联，否则只能绕道而行，帅承瀛恰见迎面走来一妇人，竹篮里提了几只鲜笋，便联上心来，出口对道;“竹篮提笋母怀儿”，此联对仗工整，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1991年，黄梅县被湖北省授予“楹联之乡”称号，这是继辽宁省喀左县之后我国第二个被正式命名的“楹联之乡”。

　　八、名品

　　黄梅的名品很多，其中以黄梅挑花和棉麦画两种工艺品名甲天下。黄梅挑花是一种手工艺装饰品，据县志记载，唐宋时代起，黄梅就出现了挑花工艺，它以元青布做底，用各色丝线在上面挑花绣朵，其图案有名花异草、山水园林以及戏曲故事和民间传说等，用途可作头巾、台布、窗帘等。解放后，黄梅挑花是装饰人民大会堂湖北厅的专用品。1995年，黄梅县李英乡挑花能手周桃荣赴京，为在我国召开的第四届世妇会现场献艺。棉麦画是一种立体工艺画，由黄梅县孔垅镇农民首创，它以白布上绘有山水花草图案为背景，然后粘上用棉花、麦杆制作的立体主图形，最后饰以镜框和玻璃而成。棉麦画色彩分明，立体感强，在国内国际有一定影响，被誉为“无声的抒情诗，立体的中国画”。

　　(石雪峰：黄梅县政协)

　　胜利老街

　　倪金元

　　在鄂皖交界的雄关险隘罗田县松子关下，有座闻名遐迩的千年古镇，名曰胜利镇。镇子里有条颇具特色的老街。踏进老街，民居路面，店铺作坊，长街曲巷，青瓦粉墙，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古朴风貌。只有街上不时驶过的自行车、摩托车、麻木和充耳的叫卖声，才能把人们从历史深处拽回到鲜活的现实。

　　深山老街全长800余米，由一条主街和几条叉街构成，气质依旧，风韵犹存。幽深迂回的巷道如秋波流转，四通八达，前门临街，后门临河或依山，街路用青石板或花岗岩石板错缝铺就，街面宽2至3米。街房大多系石、砖、木结构，兼融徽式建筑风格的马头山墙，共壁连体，一进几重，厅堂、厨房，后院，宽敞气派，与石条砌成的天井互为映衬，通风透气，让光线泻入厅内。排水管道藏而不露，几百度春秋，没有听说发生过渍水堵塞。临街面以两层楼房为主，上宿下店或前店后房，一层均用板门、板壁，形成鳞次栉比的店铺。整体布局合理有致，功能齐全，且冬暖夏凉，居家宜人。由于两边的屋檐基本对称，这就把本来不太宽的街面挤成一条窄缝，抬头仰视，蓝天一线，越发映衬出老街久远深厚的质地。人行其间，油然而生一种缅古思昔的苍凉肃然之情。

　　胜利老街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胜利镇先叫“屯兵堡”，后又改称为“滕家堡”，因它地处鄂皖交界的要冲，扼守大别山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胜利镇往东北数里，便是松子关，关口地势险峻，北接长岭关，南连铜锣关，又同三省垴、青苔关、瓮门关和大别山主峰天堂寨相倚，在鄂皖边界上形成了一道天然防线。清代诗人张晋芝写道：“千里中原此划疆，平分天堑界光黄。月明绕树无乌鹊，日落居人畏虎狼。东去淮肥环铁锁，南通云梦固金汤。泥丸塞断雄关险，隐匿长城据一方。”松子关历史上多次发生激战，时有重兵把守，但驻军指挥机关，预备部队，军需供应部门大都驻扎在胜利镇，因为胜利镇距松子关不远，且依山傍水，地势相对平坦，交通便利，适合建衙。仅以近现代历史而言，太平天国将领陈玉成曾三次率太平军驻扎过胜利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辖军队中，有两个军的军部先后驻扎过胜利镇，李宗仁将军多次到胜村镇驻军视事，尤喜喝胜利镇酿制的老米酒，曾给一农家题写了“糯米酿得春风生，琼浆玉液泛芳樽”的条幅。1949年，鄂豫军区剿匪司令部设在胜利镇，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兼任指挥长。胜村镇是军事重镇，而驻扎的军队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做为保障，加上地处两省交界要冲，胜利镇因此又成为山区土特产品集散地，各地商人纷至沓来，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商环境，逐渐造就出商贾云集，富甲一方的老街。

　　胜利老街少有市井喧嚣，呈现在一派古朴、宁静、祥和的安闲情调中，是一幅超逸尘外而生生不息的历史长卷。至今，居民们仍坚守着一份悠然，保留着淳朴的民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自然相亲相近，享受着诗意般的自乐。数家从祖上传承下来的手工作坊，有的做食品点心，有的酿造老米酒，有的做腐乳，有的做竹器，有的打铁器，都是老牌产品，质量过硬，虽数量有限，但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尤其受到当地及周边群众的喜爱。老街人崇尚古风，茶余饭后，坐在各自的门前，与对门谈天说地，相互敬烟倒茶，融融相乐。老者或在拙朴的旧楼里一坐就是半天，或穿着对襟褂，拄着棍子，吸着长杆烟斗，一步一顿穿行在老街上，古韵遗风延续不断。

　　老街最负盛名的建筑、当推“金凤楼”，坐东面西，为明代嘉靖年间所修。相传，一位安徽富豪的女儿远嫁这里的一位商人，她将陪嫁的一对大金凤卖掉，建起了此楼，故名“金凤楼”。清代咸丰年间因战事被毁。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知县管贻葵募捐重建，一进数重，中有天井，颇为壮观。门楼正上方嵌有“金凤楼”三字的石额，字迹端庄雄劲，是清代进士、翰林院编修李力琮手书，经历了百余年的岁月沧桑，整体建筑至今仍旧完好。“金凤楼”又是老街的一处重要人文景点，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燕王秦日纲;民国国民政府代总统李仁宗;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王树声等名人，或在“金凤楼”设过指挥部，或在“金凤楼”住过。更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8月中旬，李梯云受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指派，在“金凤楼’秘密成立了罗田县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一一中共罗田支部，1947年9月，刘邓大军第六纵队进入胜利镇，司令部就设在“金凤楼”。老街人只要一谈起“金凤楼”，无不眉飞色舞。颇为得意而自豪。在他们的心中，“金凤楼”延续着历史，延续着涵养，积淀着丰厚的底蕴。

　　如今，带有文化韵味的旧街也不是世外桃源，现代生活的气息已渗透其间。但眷恋怀旧和生活所需，使老街的古旧民居里依然住着许多人，老街人同老街一样，仍然散发着文化的原汁原味，漫游之中，让人既能谛听到历史回声，又能感悟现代精神，顿觉老街神韵与居民风采集于一身，丰富而绵长。哦，老街，是历史，是文化，是传统与现实不可缺少的一环。

　　如今，老街经过整修、开发，更加凸现出老街的特色，成为进出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时的重要旅游景点，让更多的游人领略老街的馨香浓郁，品味老街的丰富内涵，沉醉老街的悠久厚重。

　　(倪金元：罗田县老促会)

　　蕲春·蕲菜·芹菜

　　祝和忠

　　蕲春何以“蕲”为名，“蕲”在我国众多的字典里，仅一种解释，即县名，这在全国2000多个县市中并不多见。自周代以后3000多年来，蕲春政区名称几经变更，如蕲国、蕲州、蕲阳、蕲春等，这中心字“蕲”始终没有变，而且这里的地名风物皆以“蕲”冠之，如蕲州、蕲水、蕲簟、蕲竹、蕲艾、蕲蛇、蕲龟等。究其“蕲”的由来，倒是有趣。

　　晋代刘伯庄的《地名记》记载，“蕲春以水隈多蕲菜为名。”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承其说：“蕲，一名水芹，即芹菜，蕲春义为蕲菜之香。”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芹“其性冷滑如葵，故谓之楚葵”，“楚有蕲州，地多产芹，故字从芹，蕲亦音芹。”蕲菜，即冬葵，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卷之三·冬葵》也认为，“冬葵，江西呼蕲菜，葵、蕲一声之转。蕲州属楚地，故又名楚葵。《辞海》也有“蕲菜，即冬葵”，“楚葵即芹”的记载。《中华大字典》载，“蕲，草也，亦说香草，药草。”蕲春南临长江，相传历史上蕲春赤东湖、赤西湖沿江滨湖一带曾以蕲菜“遍生江湖陂泽之涯”为特点，时呼蕲菜，以致州、水之名，皆冠之以“蕲”，足见其著名。据上所述，蕲春以蕲菜为名，蕲菜即芹菜。

　　芹菜，是我国古代重要蔬菜之一，有几千年的生长历史，并早己写入诗章。《诗经》中就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的描写。唐代诗人杜甫有“饭煮青泥坊底芹”，“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润羹”的诗句。宋苏轼《新春》诗有“园父初挑雪底芹”之句。就连清代文学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是以芹命名的。芹菜的药用，古籍也早有记载，《神农本草经》记载芹菜“止血养精，保血脉，益气，令人肥健嗜食”;《唐本草》载：“欠食，除心下烦热”。《本草推陈》云：“治肝阳头昏，面红目赤，头重脚轻，步行飘摇等症。”《本草纲目》载：“芹菜切细，煮汗饮服，可治小儿吐泻。水芹白根者，去叶捣汁，水冲服治小便淋痛。水芹捣汁，日服六七合，可治小便出血。”

　　芹菜为伞形科芹属植物，性味甘凉，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胡萝卜素、碳水化合物、粗纤维、钙、钾、磷、铁、纤维素B1、B2、C、P、挥发油、甘露醇等，有止血养精，保血益气，肥健嗜食 ，降低血压之力，并具平肝清热，祛风利湿，消肿解毒，散瘀破结之效用。尤适合于对缺铁性贫血患者和对钙需要量大的孕妇及哺乳妇女食用。因芹菜含有较多纤维素，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膳食纤维能吸收并保留水分，有利于肠内盐分吸收，促进大肠蠕动，促大便通畅，还能与肠道内胆汁盐、胆固醇发生作用，有利于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防止高血压。患糖尿病的人取芹菜绞汁煮沸后服用，有降血糖作用;经常吃鲜奶煮芹菜，可中和尿酸及体内的酸性物质，对治疗痛风有效果。芹菜还是蔬菜中人体氯化物、钾、钠的主要来源之一，适用于减肥，帮助消化，是一种为人乐道的天然制酸剂。

　　在蔬菜这个庞大的家族中，唯有芹菜四季青，一年12个月均可种植。芹菜为蕲春之“县菜”，蕲春芹菜有旱芹、水芹两种，旱芹生平地，有赤、白两种，又称药芹;水芹喜水耐湿，生长快，抗逆性强，产量高。蕲春芹菜较之其他地方的芹菜具有更多的优点，以叶柄长，叶片大，色青碧，茎脆嫩，味清馨，香味浓著称，是一种营养丰富而又别有风味的香辛蔬菜。吃法颇多，荤素皆宜。家庭常见于炒、拌、制汤、作馅，味皆鲜美。蕲春人除平常喜食外，每逢新春佳节，芹菜为家中必需佐膳物。相传日本人则习惯于在菜肴上撒些切碎的蕲春芹菜做搭尖，被称之为吃出了东方的鲜味。故此，近年蕲春每年都有大量芹菜出口日本。日本将蕲春芹菜作为重大宴会包括国宴的“搭尖”，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4年视察蕲春时曾笑谈此事，引以自豪。

　　(祝和忠：蕲春县委台湾事务工作办公室)

　　蕲春出土的明朝皇室金酒壶

　　史智鹏

　　黄冈市博物馆展出了一把黄冈市蕲春县出土的明朝皇室金酒壶。

　　金酒壶高32.5厘米，宽21厘米，重717.4克，壶底刻有“嘉靖叁拾肆年柒月内造玖成金壶壹把哲盂壹个菊花台壹付共重贰拾陆两零贰分整”等35字铭文。

　　金酒壶为长颈鹤嘴扁壶状，纯金(玖成金)制作，澄黄熠熠，华贵庄重，玲珑精巧，古韵浓郁，彰显着皇家气度。

　　先说金酒壶的来历。2007年4月，位于蕲春县横车镇西河驿的明朝藩王墓地中的“荆王妃墓”被盗，引起各级文物、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年12月底，公安人员将被盗文物全部追回，其中就有这把金酒壶。

　　蕲春县为什么会有明朝藩王墓地呢?这得从明朝荆王府说起。

　　明朝，除皇帝嫡子继承皇帝位外，其余的皇子和亲族都封为亲王(藩王)。朱瞻堈是明太祖曾孙、仁宗六子，以亲王身份被封为荆王，于宣德四年(1429年)就藩于建昌(江西省南城县)，因为有蟒蛇出入王宫，以为不祥。英宗正统十年(l445年)，朱瞻堈将荆王府迁至湖广黄州府蕲州城，即今蕲春县蕲州镇。位于蕲州城的荆王府世袭十代，传承十王，历时198年，荆王府的王子王孙繁衍甚众。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第五代荆王、荆端王朱厚烇逝世。因其子载墭早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嘉靖皇帝册封荆端王之孙朱翊钜为荆恭王，继位为第六代荆王。这把金酒壶就是嘉靖皇帝册封朱翊钜为荆恭王时，命皇宫内府精心制作，赏赐给荆恭王朱翊钜的礼物，故而壶底有“嘉靖叁拾肆年柒月内造玖成金壶壹把”等铭文字样。

　　这把金酒壶一直是荆王府的至宝，荆恭王的王妃逝世，荆恭王悲伤不已，将心爱的金酒壶陪葬。五百年后，因机缘巧合，这把金酒壶重见天日，让后人大开眼界，一睹为快。

　　(史智鹏：黄冈市政协文史专员)

　　民国才子饶汉祥轶事

　　七秩龄童

　　饶汉祥 (1883—1927)，广济县(今武穴市)人。历任民国北京政府参政院参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一生追随黎元洪，为黎元洪拟定了大量通电及各类文宣稿。他有才情，擅写骈文，“饶体”骈体电文在民国初期公牍中风行一时。

　　举人饶汉祥考居全国第二不入学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年代里的充满矛盾人物传奇故事。

　　故事的主人姓饶，名汉祥，字苾僧，是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一位劝学所所长的儿子。

　　苾僧的“苾”字，出于《大载礼记 · 曾子疾病》：“苾乎如入兰芷之室”，选取生僻字“苾”作为名字，与他一生爱用生辟字有关，这要以后说。但在名字里用了“苾僧”二字连缀，用意大概就是说自己是个“香和尚”呢。

　　关于饶汉祥的学生时代，话得从1898年戊戌变法遭到镇压后说起。那年，以光绪为首主持的“百日维新”是失败了，而变法维新这一历史潮流并未因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只过了三年，到了1901年，慈禧“回銮”听政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就不得不宣布恢复“新政”。首先是1901年8月29日下诏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废除武科”。作为过渡办法，乡、会试改以“策论、四书、五经经义”取士。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曾于1902年6月21日刊文《论归政之利》，谓“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既未将旧日之熏染，一一痛加湔洗;又未将旧日之秕政，一一锄之务尽。不过稍涉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不管只是“变名”也好，指其为“假变法”也好，迫于全国形势，清政府“恢复新政”后，还是办了若干“新政大事”。

　　恢复“新政”的标志之一是于1905年废除“科举”，实行亦中亦西相结合的“癸卯学制”。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七级。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近代中国学制里的初等教育分为初等小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上了高等小学堂，相当于取得科举“秀才”资历。其中等教育为中学堂，学制五年，相当于科举取得“举人”资历。

　　饶汉祥诞生于1883年。1898年十六岁时，中了县学头名秀才，1903年二十岁时，中了第十二名举人。中了举人后，错过了最后一次科举取士的礼部会试机会，正逢上中国“癸卯学制”实行，他上京投考京师大学堂时，名列第二。京师大学堂是1998年7月由光绪下诏成立的中国第一所高等学府，今北京大学前身。令人怪之者的是，他被京师大学堂录取，却没有报到赴学。他说：我考试的目的不在于再上学得“文凭”，而是想通过考试来验收一下自己的学力。他希望的不是住上名学府，而是想访到一位名学师，由其再学些立身处事的真本事。他认为求学不在乎远近，相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饶汉祥考居全国第二拒不入学的真正原因，是不想得京师大学堂的“文凭”，还是留恋八股文和科举取士规则呢，需知：正是这次学制和科举取士的废除，中断了我们这位饶才子的进士及第之路呢。结合后文报告的饶才子拒绝湖北军政府师范毕业的新人来当他的考官的原因如出一辙，他或是无比珍惜用八股文得来的秀才和举人功名。

　　听老僧小颠细说行由

　　百步之内真的就有“芳草”了吗?有啊，这位名师真的出名，却还是因为老对着庙里的泥塑金身撒尿，先在百姓心里出了名的。

　　武穴城有条栖贤路，因为这条街上原来有座名为“栖贤寺”的庙宇留下了街名。这位“栖贤”于栖贤寺庙里的和尚，就是对着神像撒尿的老先生哩。但并非这位和尚视自己为“贤人”而成街名，倒是经过他的手调教出了若干位民国名人，而留下了街名。从他调教出的学生中，有当过县长的，这位人物这儿就不说了;也有当了市长的，如武汉市市长刘文岛，就是在“三民路”主持立孙中山铜像的人;还有当过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在抗战时从意大利买回过几百架飞机的郭泰祺，还有本文的主人公饶文祥，等等，因而得名。

　　老和尚进庙时就有八十开外的年纪，其释名为小颠。这和尚入得庙来，既诵经坐禅，又喝酒吃肉，火急时就对着庙里的菩萨撒尿。好在他会作文章，文笔工稳贴切，念起来朗朗上口;又会写字，一笔字笔划挺拔端正，如同有剑法身手，刻骨三分。这老僧有了这一手，于是僧俗众人不但不驱逐于他，还赢得了尊敬。老僧名为“小颠”，老百姓们叫顺了口，常常被人喊成了“济颠和尚”，本来这一古一今的小颠与济颠和尚两者，不但形似，而且神似。

　　武穴是长江中游出名的商埠，这栖贤寺呢，也是本境名寺。庙里的当家和尚硕愚方丈觉得，寺里留下一位既恃才傲世的老人，又是怪诞百出的作客座师，对本寺声名并无害处，于是不但以师贽之礼相款留，而且又腾出间禅房来，交小颠座师作他向善知识们讲经说法的经坛。小颠和尚得了这块“阵地”，却不大向人讲经说道，而是利用它来设席讲起学来。本来，在经堂里设席谈经，是每人席下有一只草团蒲，来参禅的也好，来受课的也好，都得盘腿正坐在团蒲上听他来宣讲。老方丈硕愚先是以为他在向众生讲经呢，却不知小颠却偷天换日，待其知之，既觉得新鲜，又无可如何了。这样，饶汉祥等一批先知们，就成了老和尚小颠的学生。

　　饶汉祥原来也有个古怪的字号，名为“羼提”，这个“羼”字读产字的去声，用这两个字为号，不知出典何处?也够古怪的了。自他从小颠为师后，觉得小颠师傅授业，出语如吐珠玉，芳香四溢，才另号“苾僧”，以示虔诚。以后入了社会，直做到总统秘书长，都以表字“苾僧”称之，可见其致心朝命于老僧小颠的了。

　　这一天，到栖贤寺受业的学生们都到齐了，老僧小颠登上讲座，先是口宣佛号，然后就坐下来。待他坐稳了再睁开双目，朝座下望去，见学生们的年纪，大小虽然不齐，却是有秀才举人功名的占了小半，而且人人都正襟危坐，不禁一阵喜悦，心怀欣慰。只见他先作自我介绍说：

　　“贫僧小颠，本贯江西吉安，俗家姓曾，名何，自号潜夫，……。”正待继续往下讲时，忽闻学生中发出了吃吃笑声，不得不停了下来，瞅个究竟。待看清楚了，便指名一名失笑的学生问道：“汝等为何发笑?”这名学生既经指名，只得立起身来，嗫嚅着回告说：

　　“先生说俗家姓曾名何，觉得新奇，不禁失仪，请先生原宥!”

　　“哦，汝等是自觉其乐，就乐在其中!不如让汝等索性乐此不疲，待汝等笑足之后，由为师再讲何妨?”学生们经此一逗，真的引起了哄堂的大笑。这位学生跟着乐了一阵，还是再站了起来发问说：

　　“先生曾是何人?有何为证，曾何为证?”

　　“哦，为师的有诗为证!汝等且听为师的一一道来：

　　姓氏不改旧曾何，当日萤窗雪案多。

　　汇作诸流归大海，涅般究竟不消磨。

　　饶汉祥是学生们中的佼佼者，且又有举人身分，更有一分威仪。听师傅刚一开口，就被学友打叉，离开了主题，怕这老师一时犟性发作，真个将学堂变作了经堂，把文章学子当成了沙弥僧童，于是见好就收，适时立起身来打圆场说：

　　“学友们肃静，听先生讲课!”

　　“苾僧坐下，众人安静。… …，贫僧少而有志于学，也曾遍读经史文章。成年之后，时运不济，三试未中，此后便失意科场，醉心山水，为了聊慰胸怀，曾踏遍南洋诸国。只因生性倨傲，落落寡合，遂愤世嫉俗，老而逃禅，于岭南月宝台披剃为僧，作过三君洞主持，……”这小颠果然用他志诚的心臆，火样的热情，诗样的语言微言大义，向小青年们诉说着他一生坎坷的身世和丰富的经历，只几句话沟通了师生彼此心印，学生们觉得这老和尚的形象忽然崇高了起来。其时只觉得老和尚果然法相庄严，就是坐禅不语，也如同黄州东坡赤壁石上刻出的老梅，以向时空间漾出的微波，吐出的芬芳，无声润物。

　　学生们每逢早起，必看到老和尚都在禅房内站桩，两臂伸出如同一字;每下午必也看到他在寺院里的菩提树下舞剑弄姿，如是，随着他习武强身者也一天天增多;于是就有饶汉祥等数人与和尚相处日亲日近，亲近无间。一日，饶汉祥好奇地问起来：

　　“师父的剑迹，如同怀素的草书，龙蛇相竞;师父的笔力，象公孙大娘的剑道，入纸三分。师父啊，您剑舞的是哪一家，字书的是何一格呢?”

　　“哈哈，为师的剑出无家，叫作‘接踵而来式’罢了;于书，倒是有格，名之为‘老欲还童格’，如何!”和尚的话，总是那么风趣，引得大家穷追，和尚不但不见怪，总以满足学生们的好奇心为止。

　　学生多了，良莠不齐。听说和尚的书法叫作“老欲还童格”，有人想起了和尚对着庙里菩萨撒尿的事，便趁热打铁，出口调笑说：

　　“ 那先生的方便之法，怕也是‘老欲还童格’…吧!”这句话的本意很清楚，只有小孩子才随地小便的，你先生为师不尊，岂不也是一名顽童?哪知这老和尚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无挂碍，心即是佛。你道在那厕所中方便，就没有神明监视么?当然，尔等定力不足，却切不可以师为法的。”

　　“哟，茅厕里还有菩萨管?那得请教先生，这管茅厕的，是何方神圣呀?”这小子对学问不钻研，于打听花边新闻却十分热心。

　　“厕所之神是位女菩萨，姓何，名媚，又名紫姑，字丽娘。《东坡集》六十九卷，刘敬权《艺苑》，干宝《搜神》均记其事，为师不打妄语。”这饶汉祥自幼心性高傲，也是学富五车，难得佩服人的人。要知道，在当时的环境下，所谓教学，就等于是背诵;那慢节奏的吟咏，就等于是先生的讲解呀。饶汉祥听小颠讲着，并不关心什么怪力乱神，但对所见的人中，能信手拈来，谈个管茅房的神是谁，都引经据典，背得出一大堆出处的人确是不多;他敬佩的是小颠僧有如此应声而出的志识能力。俗云“嫩秧苗不如老姜辣”啊，在与小颠相处中，受其潜移默化，身为举人的饶汉祥，是不觉间发了坚心，要向僧人小颠虚心救教些学问的真功夫了。试想，后来数前辈中的，如谢冰心、鲁迅等名家，都承认饶汉祥是中国的文章高手、湖北的顶尖才子，没有一番实在的磨练，哪里会有生而知之的“天才”，这名声来之容易吗!

　　教学相长，和尚妙解爱情诗

　　旧时的教育以私塾为主要形式，没有年级班次的分别。说起教材，那是千年一贯制地从《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等识字课本开始，教学方法则就是一条：死记硬背。读到后来用的课本，包括九本“经书”或十三本“经书”，都是以背得熟为读书的“真功夫”。旧时也学数学，名之为算术，则除了筹算，就是珠算;那也是以背口诀、运手指见长短的唯一法门。比如《三字经》一书，是启蒙读物，普及全国，几乎老少皆知，但并不求“人人认得”的。七秩龄童曾与一位日本友人相处，建国初他留在中国，是单位的炊事班长。因为他是我汉字扫盲班的学员，有此机缘，我也从他学了些日语，即所谓的教学相长嘛。查起来，我认为他认的汉字比日文还多些。他没学过《三字经》，但比背书，从“人之初”起，却比那五十多个日文字母还背的熟，就是其例子。

　　闲言放下，书归正传。饶汉祥从和尚小颠学经，小颠的讲课，也循序渐进。一次，讲到了清人沈德潜的《古诗源》，说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古逸诗，当从《击壤歌》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为始，论起日月山川，都有文采，值得一一描写歌颂时，说：“我辈后人，学写文章，也还得从歌颂劳动创造世界开始，并非要从‘洛出丹书，河出绿图’入手。”这引发了在场学子们的广泛争论。饶汉祥听讲时，己是如饮甘露琼浆，积了一肚子的心得与疑问，要一吐为快了。待大家争到一个段落时，才斯斯文文地起身求教道：

　　“先生讲古诗源流，以击壤、康衢为始，那本是不错的;而为何《诗》三百首，却以《关睢》放在首篇呢?”

　　“啊，问的好!那是夫子为求‘王道’，特地从三千多搜罗而得的民歌中撷选出三百零五篇来，向弟子施以礼义教育所用的课本。夫子认为，夫妇为人伦之始，而暴君贪官乱政，又往往乱始于衽席。故尔《诗经·国风》将《关睢》置于第一的位置。于是后人总结说，三百首诗，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刚讲“思无邪”，邪神就钻了出来。因为这《关睢》诗是讲男女爱情的，你做和尚的，狗肉也吃，烧酒也喝，尿也到处撒，难道还会接婆娘生崽子?于是那位讥笑过小颠是“老欲还童格”的学生—— 这学生是有真姓真名的，不过这儿还是不点出名来 ——他想，看你如何向学生做“性为何事，情为何物”的题目吧，要看和尚的西洋镜哩。只见他站起身来，也装出恭敬礼乐的样子发问说：

　　“先生提到了《关睢》，自是深有体味，就请也为学生讲讲这篇好诗如何?”

　　“你能背，先生自能讲。你当堂先背诵一遍如何?”和尚出语虽然仍是慈祥，却也隐着机锋。这学生站着不动，显然是背不出来。

　　“背不出来也罢，坐下。《易经·系辞》讲‘三才’，是哪三才，当是知道的。谁先说说?”

　　“天道、地道、人道。”饶汉祥立身回答说。

　　“这我也晓得，《三字经》有：三才者，天地人。”那个学生抢着说。

　　“《幼学》也有：天地与人，谓之三才。”另一名年岁小些的学生也站起来说。

　　“不错。不过，襟裾牛马，相距天渊。若以为师所问出于《易经》原文来品荐，却以苾僧为甲等及第!”然后，只见这先生双目微闭，似有所思。禅堂里的学生噤若寒蝉，再无一申前后之语。过了一会儿，忽见这老僧轮耳稍动，睁开了炯炯有神的两目，有顷，才开启双唇，娓娓而言曰：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关睢》首篇，开宗明义。关关睢睢，天道也;在何之洲，地道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道也。岂有它哉!”

　　本来听先生是讲课，不是听演讲。而这时一屋子人，对于小颠和尚巧发奇中的诠释，实在出人意表，比演讲还传神动听。这时的学生们，也才真的一致折服于老师的阅历过人，经验丰厚，老辣成熟。其中，当然的以饶汉祥为首，更崇敬小颠。他记起了太史公过：“高山仰止。”记得冰心先辈在一篇回忆母亲伟大的文章中，曾提到：离开母亲怀抱往外，如同从山颠往下走，每一驻足回头看山时，都会觉得，有越来越山高伟立的感受。饶汉祥对于小颠，大概也是同样的心情。小颠对几个得意门生，则也越来越关心倍至。

　　饶汉祥在小颠席下受教两年，小颠每常鼓励要出行历练，争取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饶也在小颠的指示下，也是准备要：男儿有志出乡关，志不成名死不还了。

　　(摘自《历史传奇》2005年7月刊)

　　刘文岛灌醉希特勒

　　佚 名

　　刘文岛(1893—1967)，广济县(今武穴市)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和巴黎大学。北伐军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党代表兼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中将主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北伐军平定武汉，任汉口特别市市长，1931年任驻德兼奥公使，1933年任意大利公使时，与意大利交涉，两国同意升格为大使，于1934年10月升任为驻意大利全权大使，遂成我国驻外国的第一位大使。 1937年11月，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1945年任武昌中华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头目希特勒曾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殊不知，他未坐上德国元首兼总理宝座之前，曾在一次宴会上栽倒在中国驻德国公使刘文岛手上。当时，希特勒丑态百出，成为国际外交界的一大笑话。

　　刘文岛是湖北广济县(今武穴市)人，7岁入私塾念书，13岁进入陆军特别小学堂，毕业后考到武昌陆军第三中学，1909年再考入保定军校。刘文岛精通英、法、德语，是国民党公认的才子。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很重视与德国的关系，经常派人到德国考察、学习，进口大量德国的武器和特工器材，而且聘请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为加强两国关系，蒋介石派颇有政治、军事经验的刘文岛出任驻德全权公使。1931年9月，刘文岛正式赴德就任。

　　刘文岛抵德后，广结善交，与德国政府高层及各界人士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德国总统兴登堡还专门接见过他。希特勒创立的纳粹党一直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终极目标。到1929年时，纳粹党党员发展到17.8万人，成为德国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930年，纳粹党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在这一年9月14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650万张选票，在国会获得107个席位，一跃成为德国第二大党。1932年7月31日，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再次获胜，夺得320个席位，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希特勒距夺取国家最高权力仅一步之遥。纳粹党统治了国会，希特勒十分兴奋，感到出头之日指日可待。1932年8月初的一天，希特勒及部分纳粹党头目兴致勃勃地应邀出席有各国驻德使节参加的大型宴会。

　　宴会开始后，希特勒到各席上给各国使节敬酒。轮到给中国公使刘文岛敬酒时，狂妄自大的希特勒想起中国的贫弱，蒋介石政府向德国学习这、学习那，并经常不断向德国求援，心里看不起中国人，不给刘文岛敬酒。希特勒此举，使自尊心极强的刘文岛深受刺激。刘文岛心想，中国因各方面的原因贫穷落后是事实，各方面的建设不如德国也是明摆着的，但你不能看不起黄皮肤的中国人。想到这里，他举起一杯酒，主动走到希特勒席上，对他说：“我是中国公使刘文岛，到贵国已经一年了，你们的纳粹党虽然蒸蒸日上，不断壮大，我们却没有机会在一起举杯饮酒，今天这个机会千载难逢，特敬你一杯。”

　　德国人虽有饮啤酒的习惯，但在宴请客人时，也常用昂贵的烈性酒，今天在宴会上饮用的就是烈性酒。希特勒见刘文岛来敬酒，十分鄙视，他盯着刘文岛，一字一句地说：“你敬酒，我可一干而尽，我敬你时，你能一口喝下去吗?”刘文岛以前在国内做过将军，还当过市长，酒功早练得炉火纯青。他不慌不忙地说：“可以，可以。”希特勒见刘文岛一副轻松的样子，爽快地拿起酒杯，将一杯烈性酒倒进嘴里。刘文岛也不示弱，毫不犹豫地举杯将酒一口而尽。

　　站在一旁的另外一名中国外交部官员知道刘文岛的酒量很大，因此不断用眼神示意刘文岛继续往下喝。希特勒见刘文岛不甘示弱，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又将刘文岛的杯子斟得满满的。刘文岛举起杯子，又对希特勒说：“中国有句古语，酒逢知己千杯少，话遇知己格外多。我代表中国公使馆的全体官员，再向你敬一杯!”说完，又是一饮而尽。希特勒很快也将这杯酒一口吞下去了。此后，两人你来我往，互不示弱，一气喝了二十余杯。

　　在场人注意到，越往后喝，希特勒的脸、脖子越红，而且出现体力不支的迹象。此时，希特勒的亲信劝他就此打住，以免醉倒丢丑，但好强的希特勒不愿放杯，要与刘文岛喝到底。刘文岛则像个亢奋的斗士，越喝越精神，声音也越宏亮，他知道摆脱不了希特勒的纠缠，只能奉陪到底。两人又喝了两杯，这时希特勒开始坐不稳了，嘴里嘀嘀咕咕，但听不清说了些什么，而刘文岛则若无其事，一脸轻松。支撑不住的希特勒虽然已经醉了，但仍不服输，并高声吼道：“我希特勒喝酒从未输过人，我可以输给我们德国或欧洲的任何一个人，绝对不能输给一个中国人!我今天非要让中国派来的公使醉倒!”

　　说完，他又拿起酒瓶倒了一满杯，并一口喝了下去。随后，他用手指着刘文岛，要刘也再喝一杯。刘文岛本不想再喝，但觉得在这种场合不能认输，也倒了一杯，一口喝了下去。希特勒眯眼望着刘文岛，屁股坐不稳，身子则往右侧倒。他的部下怕他栽倒在地上，连忙用手拉他，但未拉住，希特勒一头栽倒在地。部下迅速将希特勒扶到椅子上，只见他嘴里在不断地嘀咕，似乎还要与刘文岛继续较量。在场的各国使节见希特勒丑态百出，无不捧腹大笑，有的人还跑到刘文岛面前，伸出大拇指称他是好汉。希特勒被灌醉后，其部下将他抬出了宴会厅。据希特勒的部下说，直到第二天上午，希特勒还未完全醒过来。他以前在兴头上也饮烈性酒，但从未像今天这样醉过，这也是他第一次败在外国人手下。

　　刘文岛灌醉希特勒的故事，曾在西方广为流传，但刘文岛本人却很少谈及。他认为，在酒桌上逞能不是好汉，没必要经常谈，这次灌倒希特勒，主要是出了口恶气，让这位狂人以后不要再小瞧中国人。

　　稿件来源:世界新闻报

　　蕲春的汪伪汉奸“政权”概略

　　郑 飞 李 育

　　1938年10月8日(农历中秋节)，日军占领蕲州，蕲春县城沦陷。前批进入蕲州的是日军“宣抚班”，戴有明显的袖章，白底红字，他们在天主教第二难民所宣讲“中日亲善”、“皇军爱民”之类屁话，还在难民所外树了一块牌子，写有“急告中国民众，孔圣经道还源”的中文标语。

　　不几天，日军警备司令部成立，全称是“大日本警备司令部”，蕲春司令部司令官真木，发布“安民布告”，说什么“民众各安生业，皇军保护老百姓……”，以欺世欺人。

　　1938年10月9日，在日军的扶持下，成立了“蕲春县维持地方治安委员会”(简称“维持会”)。首任会长王照球，继任有王友于(后被日军枪杀于九江)、姜得璜(经营轮船码头)等，副会长有邓颂希(天主教徒，由天主教神甫推荐)、王利甫(开设有怡兴纸行)，会员还有鲁明友、汪国熙、胡道善、张震甫等。会址设在蕲州文庙，内设总务科、民政科、教育科，下隶自警队、自卫队。

　　1938年底，又成立了韦源口“维持会分会”，会长程清泉，继任余瑞廷。

　　1940年3月，又成立了茅山“维持会分会”，会长王新斋，接任王之龙。

　　在维持会之后，又相继建立了保安大队、尅司队、警察局。“保安大队长”柯达，大冶人;“警察局长”杜英，安徽人;尅司队实际上就是警察队。

　　傀儡政权建立后，恢复了保甲制度，户口管理实行发“良民证”，证上有本人照片，按有指纹，常年随身带着不得离身，遇有关卡或认为对你有怀疑时，得随时出示检查，不容抗拒。不仅如此，无论在什么地方会见日军，都要弯腰鞠躬，不得马上离开，只有日本人叫你“开路”后你才能走，否则轻者要你皮肉受苦，重者有性命之虞，要“梭罗梭罗”的(意思是“杀了他”)。当时蕲州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蕲阳门，都是日本人守关卡，每天出出进进的每一个中国人(敌伪人员也不例外)都要受如此凌辱。

　　维持会一切按日本人的旨意办事，充当了日军的帮凶。以1941年日军掠夺粮款资产为例：日军强令蕲州维持会会长姜得璜、韦源口维持会长程清泉，加紧实行田亩登记，加强田赋征收，且不容客业主业，须一律向两地维持会填具报单，由维持会制定登记表式，内分旱田、水田两种，旱田、水田又分上、中、下三等估产，并注明某等旱田单产麦、棉若干，某等水田单产水稻若干。维持会登记后，转送日本特务机关红部，日军及伪自卫队、自警团下乡，按上述登记表册沿户搜刮，稍有反抗就会刀枪及身，百姓苦不堪言。

　　维持会还随意勾结日本人杀害同胞。据得胜大队(现彭思黄柏城村)五小队王仁亭回忆：1940年，茅山维持会王之龙捉到一个人，送到日军红部，说此有共产党嫌疑，被日军放出狼狗将其活活咬死。

　　汪伪政权建立后，为加紧掠夺，又先后建立了一些日商企业：

　　1940年，蕲州维持会设立了“农产公司”，这是县境内最大的日商企业。公司的日本头头叫藤井博，翻译官姓詹，并自称是朝鲜人。他们的业务是购进粮食如大米、小麦、稻谷等，再以物易物，各作各价，随行就市或涨或落。当时国难当头，一些大城市厂商都已关闭停业，物资商品奇缺，加上日本商人控制了一些日用商品，如布匹类的阴丹士林、龙头细布、青布、蓝布、灰布等，如生活类的香烟、肥皂、糖类、食盐等。尤其是食盐，被日本人控制得相当紧张。农人上街携带农产品换回去的布匹、食盐等，都要由“农产公司”给“代放行证”，否则关卡检查就要没收，人身还要挨打。

　　1941年冬，蕲州维持会组建“蕲春县株式合作社”，在茅山设立“株式分社”。日军通过株式合作社垄断沦陷区市场，控制重要物资，掠压粮食、棉花、苎麻等土特产品，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此外，还有万谷洋行，是专收金、银、铜、铁、锡等金属物资的;大丰洋行，主要是经营棉花的;照像馆，专为老百姓照“良民证”的，等等。

　　2007年11月12日，茅山刘堑村83岁的李育在接受郑伯成的采访时，对茅山的日军据点和茅山维持会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

　　日军驻在茅山大王庙，大王庙山是一个长形山，长约2000多米。日伪军到处捉老百姓当苦力，捉了100多人在大王庙山挖环山濠沟，要挖一人多深，四五尺宽。100多民工挖了两个多月。此外，日军还砍光了周围山林的树木，修建了环山木城和环山铁丝网城。日军驻扎在大王庙内，维持会在张家祠堂(祠堂外设木城、岗哨)，保安队和警察所在祠堂旁边的民房。从银子坳到邵家祠堂后山都是禁区，进入禁区的只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由银子坳经王家饭铺前的塘岸到张家祠堂。日军在王家饭铺塘角的小山包上设有岗亭，是一个双人岗，守岗的一是日兵，一是伪军。行人要过此路，离岗亭10米外就要立正喊报告，再弯腰三掬躬，日兵招手才准进，再由伪军进行全身搜查和物资检查，物资只准带大米、稻谷、鸡蛋、活鸡鸭等到“农产公司”(是日本人办的公司，属蕲州农产公司的分公司)去“以物换物”的，否则一律不许带。过此岗亭的妇女被日兵强行带到王家饭铺的空屋内进行强暴的事时有发生。

　　二条路是邵家祠堂坳口。这里也有一个哨口，由伪军守岗，行人也要先喊报告并三掬躬，同意进时才能进。伪军也狗仗人势，经常任意打人，也有个别妇女被伪军强暴的事发生。

　　在茅山维持会的人员主要有：

　　王之龙，50多岁，是黄柏城王海户族的有名的无赖、地痞，当了一年多会长，又被“改选”掉了，解放后在土改时被镇压;

　　王新哉，是第二任会长，蕲州人，日军投降后买通国民党军队，跟随国民党的军队走了，以后杳无音信;

　　邵得俭，40多岁，茅山邵家湖尾塆人，是一个浪子，在维持会中负责“茅山农产公司”，干尽了坏事，194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被人暗杀，至于被谁所杀、是如何被杀的一直不为人知;

　　王本兴，茅山陈四房塆人，维持会会员，40多岁，道士出身，游手好闲靠装神弄鬼过日子，日军投降后投靠了国民党军队，以后杳无音讯;

　　何中杰，茅山港口人，30多岁，是个浪子，在维持会中任保安队长，解放后土改时被镇压;

　　孙继尔，30多岁，原本在国民党县政府保安团当兵，是个兵痞子。日寇进犯蕲州，他逃回老籍茅山。而茅山据点的伪军大多是从蕲州来的，很多人是和他原在一起当兵的，鬼子翻译官安田(自称是哈尔滨人)借机拉拢他“与皇军合作”，孙继尔也就此投靠了日本人，担任了维持会警察所警长。成立维持会时，他亲自把日军的通知送到黄柏城各个保长家，还威胁说：哪个保长要是不去，日兵就要到那个保去杀人放火。日本人投降后，他又投靠了国民党军队，后杳无音讯;

　　叶甲湖，茅山喇叭湖口人，游手好闲，在维持会中“负责”商品合作社，在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统战”中有立功表现，多次帮新四军弄到紧俏的西药和食盐，且没有作恶行为，解放后得到了人们的宽大处理，得以善终。

　　维持会下属的日商企业主要是“农产公司”，为日军经营食盐、布 (麻纺品、纤维布料)等，套换老百姓的大米、稻谷、活鸡鸭、肉猪、耕牛等。汉奸们在“以物易物”时，还备有两杆秤，大秤进，小秤出。老百姓在家称好的100斤谷，到他那里只有八十几斤;在他那里买两斤盐，回来一称有一斤半就不错了。那时20斤谷还换不了一斤盐。有些人来自三角山、张策山一带，路远想插队，总落得个汉奸们的一顿皮鞭。李育回忆说，他就挨过农产公司的汉奸们好几次皮鞭。

　　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为加速推进与稳固对中国的侵略占领，以迅速转而应付太平洋战争，遂采取“三加紧”手段：加紧对国民党及其武装的诱降步骤，加紧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强力进攻，加紧推出在其“指导”“辅佐”下的各占领区傀儡“政府”，实现“以华治华”，强化其统治与搜刮。因此，投靠日军的汪精卫卖国政府又在日军“指导”下推出了伪“湖北省政府”及“指导官”(亦称“辅佐官”)。日酋高桥木一来到蕲州，汪伪“湖北省长”杨揆一(伪武汉行营主任，辖鄂南绥靖公署3个师、直属3个师、1个维新军)就“任命”汉奸黄楚楠(黄州人)为伪“蕲春县长”。黄楚楠到达蕲州后，在高桥木一的“指导”下加紧纠合同类，于8月份撤销“维持会”，同时在蕲州城内张家公屋推出了所谓的“蕲春县政府”。首任“县长”为黄楚楠，后任有鲁明友、吴幼甫(均为武昌人)。“县政府”内设秘书室、民政科(一科)、财政科(二科)、教育科(三科)、建设科(四科)，另置指导员一名。“县政府”直属机关有“农林指挥所”、“财务委员会”、“司法处”、“保安大队”、“警察局”等。以警察局为例，局设蕲州城内二郎高，除局长外，设一、二、三课以及总务股、情报组，各课置课长一名，课员若干名。下设蕲州、茅山、韦源口警察所，置所长、警长、巡官各一名，警士10余名。

　　汪伪“县政府”成立后，在日军占领区又设一区(蕲州)、二区(茅山)、三区(韦源口、李家洲)共3个区。一区区公所设蕲州蕲阳旅社，下辖瓦屑坝(10保30甲)、四牌楼(3保30甲)、全胜(5保50甲)、一关(4保40甲)、王宣塆(3保30甲)、东门(3保30甲)、竹林湖(3保30甲)、西角湖(3保30甲)、黄土岭(3保30甲)等9乡，乡下设37保300甲;二区区公所设茅山大王庙，未设乡，直辖5保，共63甲;三区区公所设中洲，乡、保、甲设置不详。

　　以茅山“区公所”为例，原维持会长王之龙担任“区长”(后由王新哉接任);王本兴当“军事区员”，分管保安队和警察所;邵得俭当“财政区员”，分管农产公司;叶甲湖当“供销区员”，分管商品合作公司;何中杰任“保安队长”;孙继尔任“警察所长”。总之，“区公所”还是“维持会”的那几个。

　　汪伪“蕲春县政府”成立后，将原由日军管理的企业改为所谓“日中合办方式经营”，同时按照汪精卫伪南京工商部颁布的《商会法》和《工商同业工会暂行条例》，成立“蕲春县商会”，下设杂货、布匹、粮食、屠宰等同业公会，对沦陷区民营商业实行“配售制”。同一年(1943年)，伪县政府又收罗一批买办成立了“瀛华洋行”、“万和洋行”、“盐务处”、“酒精厂”;同时设立了“东兴煤矿公司”，勘探银山煤矿。日伪通过这些企业对居民各种生活必需品、农副土特产品、药材以及铜币等进行全面统制，对沦陷区的经济和矿产资源进行掠夺，为日本侵略者推行“以战养战”的侵略政策服务。

　　1943年，汪伪政府还向民间集资，以日币6.4万元购买“汉春轮船局”的泰兴号小火轮;同年12月，以“军票”3.3万元购买日人木质拖轮1艘。次年，将2轮改装成客轮1艘，定名“蕲春丸”，载重99.14吨，客位200座，经营蕲州至汉口客货运输。日本投降时，“蕲春丸”失踪，后在九江附近查获，于1945年11月驶回蕲州，改名为“蕲春轮”(该轮于1949年春报废)。

　　整个汪伪“蕲春县政府”期间，其所辖范围只有全县面积不到10%的沿江一带。

　　1945年8月25日，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县政府”停止活动。9月2日，国民党蕲春县县长雷鸣震会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邓汉祥、蕲春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惠存等率部从刘公河赴蕲州，接受汪伪“县政府”投降。至此，蕲春的汪伪汉奸政权寿终正寝。

　　【资料来源】

　　县党史办《蕲春革命大事记》、C3—0062006号档案，《蕲春县志》;

　　《蕲春文史资料》第10辑;

　　1949年11月7日《新湖北日报》调访稿。

　　险被遗忘的内线人物——倪国勋

　　陈玉萍

　　倪国勋(1914-1982)，团风县总路咀镇黄泥塘村白坳竹林湾人。新中国首批省管名老中西结合型医师，黄冈县第四届人大代表。

　　倪国勋出身寒苦，屡遭族人欺侮，幸是三代寒儒之后，饱读诗书，富沃医技，修馆育人，疗疾活人，勉强可维持家计。其人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读书乃姑母之资助，习医则以家传自攻为是。

　　1936年，倪国勋受老师林少儒之影响，投身革命，以医生和教书先生职业作为掩护，为地下党跑交通、作侦探，搞军用物资，远上武汉，近便团风、浠水、罗田、黄州，往来频繁。倪国勋家境并不充裕，但为革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倾其所有。

　　1939年，倪国勋应组织安排，进入国民党担任白坳保长，配了几个地下青年同志作保丁，连久已通共分子倪建良也配进来当副保长，变白保为红保。为牛车河抗日大战组织送饭送水，救治伤员，私下收了两支手枪交付林海波同志，为五大队动员青壮年参军100余名，多次替国民党假抽丁。1939年下半年，倪国勋打进18纵队当上士文书。在其努力下，我方信息灵通，地下组织平稳健康。

　　1940年，倪国勋受聘在国立黄泥塘小学当教员，还当了区文化科员和督学股长。倪串通各乡，机智破坏国民党清乡运动，使东岳、长冲、白坳一带的同志得以安全转移。清乡过后，利用其特殊身份以认本家为由机智营救出要被枪毙的王道台。

　　1940年下半年，地下便衣大队经费紧张，倪国勋组织宋坳晋泰商行募捐一千大洋交到县大队手中。

　　1943年夏季，一落伍营长因无钱治伤而将一架快慢机并一百发子弹抵押给宋坳的一位医生，倪国勋得知后，捷足先登弄到漆少川手中。不久，又及时从敌人枪口智救地下党便衣队员魏子成。1943年冬，国民党锄奸团到处骚扰百姓，破坏革命。倪国勋有力地保护我方秘密联络站。他传播假情报，搞垮叛徒汪子天组织的锄奸团，为我方提供可靠情报，积极宣传抗日口号。当时，伪区公所驻总路咀余大湾，到处破坏我地下组织，同时又加紧征粮筹款，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但倪国勋多方斡旋，情报得以畅通，革命组织、人民财产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1945年冬，日本投降，朱怀冰当上黄冈县长，长居宋坳，对白坳以上的红色区域疯狂清剿，斩尽杀绝。倪又利用两个职业之便救出我方两名情报员冯玉林和李三尔。倪国勋文化水平高，常以谈论诗文为借口接近伪县大队邵鹏程，巧除叛徒曹新階并保释不少战友。

　　1947年夏季，刘邓大军南下后，我地方群众武装风起云涌，发展很快。但敌方不断增强兵力，双方形成拉锯式斗争。倪国勋这时仍回保国民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将学校林氏享堂作为区县联络网站，运输物品、传递情报，使区干队和贫农团得以保护，老百姓免受骚扰。1947年，国民党不断增兵上巴河和沙河图一带，对地下工作造成极大威胁，倪国勋以勘乱委员的身份蹲在上巴河乡政府，及时传递消息，避免不少伤亡。他弄到百余张非常时期的通行证，帮助一大批同志顺利过江到咸宁地区，过江的人中，王正楷后来是咸宁地区银行行长，王志坚当了武昌县政委，余天成当了咸宁地区供销社总主任。倪国勋同期还为地下党做烟叶生意以筹集活动经费，自己分文不取。

　　1948年腊月，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国民党县政府纠结地主武装，乡、保丁等乌合之众，成立绥清团扎在沙河图。倪国勋充任乡长，此时上巴河大牢里关有27个同志，亟待营救，倪逐一审核，以证据不足为由，一夜放光关在上巴河大牢里的27个同志。为了应付清剿，他亲自带川军到牛车河、宋坳一带，专走大路，让人放枪助威，不进塆。他巧妙地稳住沙河图的绥清团，乃至全歼，最终迎来了我地彻底解放。

　　为了新生政权，他跟随县、区领导，辗转白坳、贺坳、李家大湾、杜皮诊治疾病，救护伤员，并组建贾庙区卫生院，倪首任院长，为人民的卫生事业呕心沥血，奋斗终身。

　　倪国勋人才出众，风流倜傥，气宇轩昂，机警过人，知常达变，在当地的社会知名度较高，游弋在那风云多变的岁月，被红28军便衣队长李少川誉为“稀世之才”。漆大爷、张体学、方毅、文祥、易鹏多次受其掩护在家。他服从地下党的安排，一次又一次地在国民党基层政府中混得一官半职，但做官不为发财，而是为了革命工作。他从敌人的枪口下救出近40名同志，动员100多名同志到五大队参军，掩护无数革命志士，缴获手枪4支，子弹不计其数，筹款2万银元，为革命事业立下了功劳。

　　(团风县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