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黄冈市政协网站!
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文史资料

那时候,我们多么不容易

信息来源: 作者:包玉兰 时间:2017-08-14 浏览量:

   77级,一个特殊的符号。

  77级大学生,一个特殊的群体。

  记得我们是1977年底参加高考,1978年3月份上学,1982年元月份毕业离校。

  真是岁月如梭,屈指数来,至今40年了。如今许多同学已经退出了工作岗位,尤其是我们这些接近古稀的人,更容易怀旧。赋闲之时,总喜欢翻晒旧日的时光,华中师大,桂子山的一幕幕,仿佛近在眼前。

  令人怀念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品味那时,昂扬、激越、快乐、欢欣……但体会更多的还是苦涩与艰辛,那时候啊!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容易。

  想说年轻不容易

  据说,高考录取时,上面有条规定,年满30岁以上的“老三届”高中生,一般不予录取,除非有一定科技成果。还是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老三届’”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的一代人,现在还来得及,他们若读完大学,还能为我党健康地工作30年。”于是1978年春,又进行了一次补录,这样才又多了一部分“老三届”的幸运者。

  我原是1967届高中生,时年29岁,在年级47名女生中,年龄老三。在全班男女生中,也是老三,上面老大、老二分别是31岁、30岁。同学们称呼我们几乎不是姓名而是老李、老张、老王等等。

  现在想起来,这时称“老”算什么?在我的记忆中,自己从来就没有“小”过。记得在考取高中时,才14岁,由于当年父亲去世,6个弟弟妹妹,仅母亲一个劳动力。有一次老师来家访,大队书记义愤填膺地对老师讲:“那家母亲思想太坏,一个十几岁的女伢不在队里劳动,还到县城读书,我们贫下中农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可见,在他们眼里,我这个14岁的未成年人理应是个当然的劳动力。高中毕业,又经历了几年文化大革命,再回乡务农,十九岁的我,每天能拿到8分工,属于妇女中的全劳动力。上水利、去三线、战天斗地打头阵,谁都没有认为我们尚处在青少年时期。两年后,偶然的机会,有幸被招录进了本地区的写作班子。于是又开始了另一种拼搏奋斗。24岁那年因为一篇曲艺作品唱响了文坛,作为词作者,随之跑省进京,名噪一时。但在人们的赞扬声中,更多的议论和担忧是我已二十四五岁了,这么大年龄还没谈婚论嫁,将来怎么办呢?这时,自己虽然心里并不服老,但想说年轻却很难。77年,当我报名参加高考时,人们更是议论纷纷。当一纸通知书到达后,机关里几乎舆论哗然。正面的议论说,这么大年龄还想去读大学,很不简单,而更多的则认为我二十八九岁,人到中年了,就是读了大学又有么用?一位很器重我的老领导好心规劝我说:“你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快30岁的人了,学了道士老了鬼。”最终,我还是力排众议,跨进了大学校门。进校后,才感知到“莫道君已老,尚有更老人”。

  现在想起来真是悲哀,30岁是什么时候?不正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充满激情与浪漫的年龄吗?可那时的我们,一身土气,一手老茧,一脸沧桑。大家都说,我们这代人不容易,正长身体时,三年自然灾害,年年冬饿春荒,把吃一顿饱饭当作一种奢侈;正想读书时,文化大革命,大学停办,少时的雄心壮志、理想前途变成了一场梦幻;正是为党为国家作贡献的时候,却依然在空喊着扎根农村、战天斗地炼红心的豪言壮语,当如煎如熬的岁月转瞬即逝时,却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就这么变老了。有句歌词叫“爱你没商量”,可老你更没商量。

  想美也不容易

  那个年代,美是一种资产阶级代名词。所以想美、爱美是犯忌的。

  走进大学时,所有同学的衣着打扮与社会的基本色调相一致——灰兰黑白。女生清一色扎的短翘辫,最时髦的上衣是兰的卡、灰的卡制服,下装普遍是黑灰色的大脚裤,脚上基本是“解放鞋”、回力鞋或黑布胶底的土布鞋。看不到一点红,一片绿。

  到79年、80年后,改革开放恰如春风春雨飘洒校园,正是润物细无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不知不觉在发生改变。作为时代骄子的大学生、灵敏的嗅觉催动着灵动的心灵,爱美之心悄然滋生,当然,想美、爱美也并不那么容易。

  首先是思想观念的障碍,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以勤俭为美的劳动者形象早已定格在了那个时代。关于美和审美在当时人们心里还是一片盲区或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批判范畴。那时,夏天女生没人穿裙子,男生没人穿T恤,更不用说,紧身衣、超短裙了。作为中文系77级学生,记得对这种现象产生质疑或说是审美启蒙吧,还应源于一次文艺理论课。同学们最崇拜、最敬重的王先沛老师有一堂艺术形象鉴赏课,选择了当时轰动文坛的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作为范本。其中写了一个被时代扭曲了的形象——谢惠敏。她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一口严词,一本正经,一付正统的样子,很热的天穿着长袖衬衣,还将衣领口袖口扣得整整齐齐,老师问她怎么这么热不穿裙子,她感到十分吃惊和不解,俨然是极左思潮的卫道士。王老师从审美角度引导大家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同学们仿佛一次顿悟,反思自己不也是被压抑和扭曲了的一代人吗?课后同学们纷纷发表言论,有个同学说,我们中国人太可悲了,人家外国人大街上都敢接吻、拥抱,而我们想爱不敢爱,想吻不敢吻,想拥抱不敢抱,同学们哄笑她说,你别口头革命派,现在文化开放了,你先在大街上做个样子试试看。被年级公认的新潮人物陈慧平有个星期六下午,向全年级女生宣告,明天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第二天下午,果然奇异出现了,她一头短卷发,一件碎花连衣裙,一双半高根凉鞋,闪亮登场,同学们惊呆了,纷纷挤到她们寝室看稀奇,大家拍案叫绝,说好一个勇敢分子。正在纷纷议论时,年级指导员邹祖健来了,邹祖健是那个时代十足的正统人物,大家一见到他顿时鸦雀无声,吓退到一边,陈慧平一时也手足无措、躲闪不及了。邹祖健往前走,陈慧平连连向后退,不知邹祖健会有一番怎样的教训。不料邹祖健噗嗤一笑,看了陈慧平半天,才冒了一句话,“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确,这个样子在现在看来太正常,太普通。可在那个时候,算是另类。

  陈慧平的举动恰如在一潭静水中投下了一个小石块,引起阵阵涟漪。女生们不知不觉感到自己的样子应该变一变,生活应该丰富多彩一点。于是,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仿效陈慧平,虽然不敢穿连衣裙,那么从“头”开始吧!有几个女生勇敢地剪去了短辫,烫成卷发,而大多数女生依然没有行动,因为大家发现,爱美是需要本钱的,而大多数同学特别是农村来的同学,大多手头拮据。那时师范生是拿国家补贴的,上学前没有工作或工作不满5年的,每月拿生活费17.5元,基本刚够吃饭。我们带薪读书的,最高工资是33元,大多是上有老,下有小,留给自己的生活费有时还不足17.5元。而在理发店烫一次头发是8元,至少要5元,一般都烫不起。同学们干脆自己动手,四班朱伟明聪明能干,不知她在哪里见习了一下,回校后就在寝室里给同学们烫,虽然初学乍式,倒还真是那么回事。可是问题还是接踵而来,烫发不比直发,一梳了事,它要洗卷吹,到理发店一次又要一两元,大家又只好自己买卷卷或用竹筒做卷卷,晚上熄灯钟响后,再在床边摸黑卷头发。可见,那时想美还真的不容易。

  想爱却更难

  如果说美在那个年代是一个盲区,那么爱更是一片荒原。全年级近200名同学,少数年龄大的男生已结婚成家,他们可以不再去翻揭爱的那页书了。大多数同学,特别是女生(无论年龄大小)都未找对象。这些同学们也好说,去者虽已已,来者尚可寻。最大的难题是有些在农村或下乡插队尚未回城的同学,上大学前在乡下订了亲。他们当时以为命运既然已经作了安排,就按常规安安稳稳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订亲结婚、生子,也算了却人生之大事。谁知77年,一场高考不亚于一声惊雷,使这些同学从睡梦中惊醒,命运改变如此之快。跳出农门,跨进高等学府,这在人生道路上是多么巨大的转机。这时才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过去的安排是那么不情愿,又那么不得已,而想改变,又是那么不容易。

  本来,订亲是一种传统仪式,也是一种旧习俗,没有任何法律效应,但在乡间人看来,订亲就是定了的亲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悲剧在校园里屡屡发生。

  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名字叫A吧)来自孝感农村,他为人朴实、善良,成绩好,模样也很帅气,大约两年前在乡下订了亲,女方是个识字不多的女孩,大二时可能是A提出要与女孩分手,女孩不愿意,有一天闹到学校来了,就在华师大门口,那女孩当着A同学的面吞下了一瓶农药。A同学一时慌了手脚,赶快将女孩往学校医院背。幸好送得及时,医院清肠洗胃,忙了好一阵。我当时是班学生干部,又是女生,指导员急忙跑来通知我赶快到医院去,待我赶去时,女孩已经苏醒。接下来陪伴,做思想工作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了。说实话,我既同情那女孩,更同情同学A,女孩将A抓住不放,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但是如果A就此收手,一辈子跟了她,本来铺满阳光的人生道路岂不暗淡无光了?所以,我在校领导面前基本装糊涂,不奉劝A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一天到晚规劝那女孩,说她还年轻,别再做傻事,也莫影响A的学习,就这样费了七八天口舌,最后连哄带骗把她送回了家。谁知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而是故意避开我,一头栽到男生寝室里,A知道她这次会来者不善,便在同学们掩护下,躲了起来。那天晚上十点多钟,女孩还赖在男生寝室不走,执意要见A。我们女生下去怎么劝她离开,她都不肯。不得已,男女生一齐动手把她抬出了男生寝室。她一边哭闹,一边挣扎,很冷的天,睡在楼下土地上打滚,哭喊着:“宝宝唉!你在哪里呀?我要见你呀!”最后我们用尽各种办法,强拉硬拽,把她弄到学校招待所去了。那一夜,我眼皮未合,一直守着她,怕出意外。

  祸不单行,我们班这件事平息不久,校园里另一幕惨剧又发生了。四班同学B大概与我班同学A有着相同的故事,不同的是B同学的那个对象更悲哀,她居然选在一个清晨吊死在教学楼旁边的树林里,这一下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续问题可想而知。令人不堪回忆的是,每天早晨,当年级同学背着书包去教学楼上课时,就有一个老太太拿着根大木棒守候在四班男生宿舍门口,老太太是吊死那女孩的母亲,她要守候B同学出来,将他一棒打死。B同学每天东躲西藏,诚惶诚恐,同学们必须使出各种解数,掩护B同学脱险。更要命的是,每当上课铃声响起,就在我们上课的教学楼下,便响起那老太太的嚎啕大哭声。那声音实在凄凉残忍。至今38年过去了,仿佛还时时回荡在我耳边。后来B同学受到开除学籍、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同学们对B深表同情,但又为他庆幸,同情的是开除学籍,庆幸的是能留校察看一年,一年后,大家毕业了。B同学的生命和饭碗终于保住了。

  大学毕业各奔东西后,我们这一届同学应是各方栋梁材、顶梁柱。听说A同学晋升为省直厅级干部,B同学是武汉某中学校长。每当各方喜讯传来,我便不禁感慨万千,我们这届同学甚至我们这代人是多么不容易啊!

上一篇:四十年前我高考
下一篇:文化清风拂两会 第十六辑《黄冈文史》现场“售罄”